2020年11月15日，中国和东盟等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成员国：东盟十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以及其五个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涵盖东南亚、环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经济体。
历经8年，于2012年11月在第21届东盟峰会上正式启动的RCEP谈判。今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这意味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区正式落地。我国和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了整个贸易额35%左右，未来随着RCEP各方逐步降低关税，希望企业能够关注到原产地累积规则，这些红利将会逐步释放。
去年9月份，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成员国有：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墨西哥、秘鲁、智利、文莱、马来西亚11国，共覆盖近5亿人口，为全球第三大自贸区。其成员国拥有合计约88.5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13.5%。CPTPP是一个高标准的国际经贸协定，这个高标准和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向是一致的。
TPP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2017年1月23日，美国退出TPP，2017年底，日本接替退出TPP的美国，成为TPP的主导国，并将TPP更名为CPTPP。
1、中国的三次开放
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CAI）谈判完成更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第一轮谈判于2014年1月21日举行，历经近6年，进行32轮谈判，中国和欧盟推动建立全面，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这意味着在国民待遇方面提出较高的开放要求，要求外资享受准入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对于中国和欧盟双方的外资管理体制都具有挑战性。
RCEP、CPTPP、CAI这一连串的发展都是中国当代开放历史上的大事件。
汉朝、唐朝和宋朝时期，中国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明朝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端。当时中国的海上力量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明王朝不仅中断了国家组织的海上活动，还禁止了民间的海上活动。中国就这样失去了海洋时代。中国明王朝开始封闭起来，最终走向落后。清朝闭关锁国政策也使中国失去了一个工业化时代。
19世纪20年代，中国仍然是拥有世界上最大GDP的国家，占了世界GDP的1/3。1840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失败。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政治精英寻找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决了“挨打”的问题。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为被迫开放，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强迫中国打开了国门，是求生存和解决“挨打”问题。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开放是主动开放，抓住了80年代以来全球化所带来的每一次机遇。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经济奇迹，是要解决“挨饿”的问题。而现在的第三次开放不仅是一场中国主动的开放，而且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通过竞争国际规则制定权，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且在国际治理过程中扮演一个大国应有的角色，解决一个“挨骂”的问题。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说，可以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变化来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的是“请进来”政策。经济发展需要资本，中国缺少资本，因此打开国门，请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90年代，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行“接轨”的政策，改革我们自己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以符合世界通行的规则，而世界通行的规则大多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商品“走出去”，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实际上是“世界组装工厂”，大量中国制造或者组装的产品销往西方和世界各个地方。同时中国的资本“走出去”。包括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最近几年，中国的技术也开始“走出去”。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技术应用大国，而非原创大国，但在一些领域，中国赶上了西方国家。
2、西方为什么要“骂”我们
中国制造的产品和西方利益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中国商品“走出去”使得越来越多中国物美价廉的物品占据了世界市场越来越多的份额，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可以复制到地方。中国资本“走出去”对已经在当地的西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而中国技术“走出去”则被西方视为对其霸权构成了“挑战”甚至“威胁”。
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抱怨”和“谩骂”都是集中在所谓的“规则”领域，西方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国没有遵守西方确立起来的方方面面的规则，例如WTO规则、投资贸易规则、海上自由航行规则、人权规则等等。
如果“规则”是中国“挨骂”的一个重要根源，那么我们就要从“规则”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无非是话语权的问题。中国需要通过第三次开放解决“挨骂”的问题，而只有掌握了规则制定权才会彻底改变被动挨骂的局面。
第三次开放会是更深层次的开放，不是仅仅解决传统上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技术升级和创新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上竞争中国有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而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更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
第三次开放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挨骂”的问题，还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仅2.5%，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对外开放往往成为国内改革的推动力。
中国在资本充足的时期还在大力引进外资是有多重理性考量的。
首先，中国看重的是外资带来的比当时的中国国内更为先进的管理理念、更完善的国际规则，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助国际规则的压力来增强国内改革的动力，让中国的规则主动向西方的规则“靠近”。马斯克的特斯拉第三超级厂位于上海，仅仅用了10个月时间，于2019年初正式投产。主要生产Model 3和Model Y，产能各25万辆，中国上海出以援手，让特斯拉在短时间内走上正轨，
今天，随着中国产业经济的逐步升级和新业态的萌发，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具备了与西方类似的规则制定能力，特别是在互联网新经济的实践中，借助庞大的市场优势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应当有更强大的动力和能力去提出新的规则，通过规则来解决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落后于西方、规则制定权掌握在西方手中的被动局面，进一步解决好“挨骂”的问题。
其次，在规则方面来自国际的压力和国际层面的迫切性也在增强。欧洲缺失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但在竞争数字规则方面不遗余力，足可见“规则”竞争力的重要性了。实际上，在互联网和数字时代，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也是在中国制定规则的能力上。
近来，西方智库集中关注“技术标准”议题，认为中国正在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制定技术标准，并建议美欧国家在该领域加强合作，以保持长期优势。技术标准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议题，美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并设法在重要技术领域“挤出”其他大国。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2020年年度报告》分析了中美全球战略关系、经贸关系、政治外交与安全等诸多议题，指责中国正与西方国家“争夺”关键技术标准的控制权，并攻击中国将技术标准作为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的“政策工具”。
西方已经意识到在新的数字经济领域与中国竞争规则制定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也应当加快相应的步伐予以应对。
最后，考量到技术的扩散离不开资本的流动。我们更应当向外国资本开放。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大部分原创性的技术均来自西方国家。这一局面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和科技竞争加剧，新技术的发明需要大量的投入，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大量的投入也不见得最终导向新发明。因此，在通往新技术的道路上总是充满巨大的风险。的确，关键的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我们不能对原创性的技术抱有幻想，认为短期内通过完全的自力更生就会成功，更不能认为核心的原创性技术能够“从天而降”。
美国的科技封锁给我国的自主创新列出了新的“任务清单”，但我们要对这些“清单”做更准确的识别，看看哪些是可以通过进一步开放来引入非美国的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和人力的。
当前，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新的“外循环”不仅仅是资本和贸易的循环，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循环。而技术进步的本质就是开放，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封闭起来，技术肯定会衰落。
中国今天强调新型举国体制来发展核心技术，也要开放。从科技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科技创新也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国际科学共同体的共同参与。
西方科学界对国际合作依然抱有积极态度。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国民粹主义的加持下不断被政治化和污名化，但是西方科学界对中国的抗疫举措还是持有较高的认同度，并与中国的科学界开展了积极的合作。
尽管美国政府尤其是反华政治力量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对包括华为、字节跳动、大疆等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实行了打压，并努力推动与中国的科技“脱钩”，但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西方企业一直在试图绕开禁令，继续和中国“挂钩”。
所有的国际合作，只有在中国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中国只有以更开放的姿态，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企业和学术共同体加强与中国的技术合作。
3、开放的规则
RCEP的签署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开放层次、改革深度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同时意味着中国在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围剿和打压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都是主动创造新型“战略机遇期”的举动。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并非单边开放。
要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就要更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甚至实行单边开放，这也是第三次开放的应有之意。
2021年2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对四种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分别为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金属、药品。登政府还将提出几项方案，阻止向中国出售由美国、日本和荷兰企业主导的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试图保持对中国半导体制造技术领先几代的优势。
中国必须诉诸理性来应对，不管美国谁当政，我国也已经强大到实行单边开放的时候。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磨炼，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和经验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来应付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施加的外部压力。
中国一直在朝着更深更广的开放努力。考虑到开放的潜力加上我们的市场规模，任何一个领域的开放都足以改变国际资本的流向。
2021年1月24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取代了美国数十年来第一的位置，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国，吸引了163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2020年，奔驰、宝马、奥迪三大豪车品牌在华销量均实现大幅增长，创造了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的最佳销售纪录。
不管美国行政当局或者任何一个西方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如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是不会放弃中国这一庞大市场的。
第三次开放是中国有效分化美国内部力量、有效分化美国和盟友结成反华“统一战线”的最有效方法。
中国可以统一国内市场标准，构建非政府主导规则，避免规则辐射扩散受限和外资的政策套利。各种各样的区域性组织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RCEP等都体现为一整套规则。
通过“双循环”统一国内规则，再在此基础上实现规则的国际化，不仅可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可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规则制定权或者话语权。
对现有国际规则进行再梳理和重新识别，影响、改革乃至创设国际规则。中国通过“接轨”而进入世界体系。但世界体系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各种规则的。当中国的话语权提高了之后，更需要注意区别对待不利于自身和国际效率的国际规则，同时用更完善的国际规则推动国内改革。
把市场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利用好规则作为处理外部关系的“缓冲地带”。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但我们仍然没有规则制定权。中国制造业“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几乎是被堵死了。
第三次开放应该从“市场换技术”转变为“市场换规则”，这尤其体现在数字经济这一新的业态领域。中国尽管拥有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占了世界互联网很大的份额，但我们的规则制定权少之又少。如果没有足够的规则制定权，在规则上继续“美国化”，中国未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会举步维艰，也将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失去科技话语权。
美国一样用规则手段来“包装”目的，这在华为和孟晚舟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不久前已经推出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这是面对美国（西方）无理打压时，通过规则杠杆进行反制的一个开始。
中国主动创始和参与未来规则的制定。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利用开放来实现更高水平的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注重地方、社会层面的开放，让开放的颗粒度更细，层次更加多维。
积极推动加入CPTPP的谈判和积极尝试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RCEP和CPTPP是两个不同的事物：RCEP主要涉及传统投资贸易关税等，而CPTPP是标准。在今天的世界，规则的背后就是标准，方方面面的标准。
只有在开放状态下，世界市场才会存在，生产要素才会流动到那些开放的经济体。如果内循环的核心是统一国内的规则，那么外循环的核心则是中国规则的国际化。
如果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来看第三次开放，更要提高开放的格局，通过连接内外循环，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实现中国规则的国际化。在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外部的真正崛起。
（图片来源网络，侵权必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