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鲁迅，现在人们叫我鲁迅先生，但是熟悉我的人都叫我迅哥儿。我是一个北漂，我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
因为要回家去处理一些事情，我需要回故乡一趟。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在我记忆里，故乡是温存的。青山连着绿水，连绵的瓜地，绿油油的充满生机。当然还有少时淳朴的朋友。
临到家里，我换乘水路。我打开船的帘子一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
回到家中，我母亲给我做好了饭菜。吃饭的间余，她突然间说了一句：你还记得那个的闰土吗？
闰土？当然记得。
“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一望无际的海边沙地，一片碧绿的西瓜地，一位十一二岁、颈带银圈、奋力刺猹的少年。”
思绪将我拉回二十年前。那个时候，我家境尚好，闰土是我们家长工的儿子。那个时候我每日被逼到三味书屋去念书。但是你知道的，哪个少年爱读书？我那个时候痴迷于在百草园各种闲玩。无聊的时候，我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幸而有闰土，闰土总是那么有活力且有意思。他给我讲看瓜的经历，他带我雪天捕鸟。
那个时候，我在想闰土的内心是多么的丰盈啊，以致于少年的我成了他的迷弟。
“他生了很严重的病……”
“是么”。
母亲的话将我从遥远的记忆拉了回来。吃完饭后，我去帮母亲买药。
路过了咸亨酒家，不见了当年的孔夫子（孔乙己）。我记得小时候，孔老夫子总是拿铜钱摆个茴香豆的茴字。当时，我在想为什么他总是教我一个字，现在想来，大抵是囊中羞涩，兜里的钱只够摆个茴字。
到了药店，我正和大夫攀谈，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
“老爷”
老爷？谁家老爷？我很诧异，莫不成是叫我吗？
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面色灰黄、皱纹很深、眼睛红肿，穿着单薄，提着纸包和长烟管，手又粗又笨又开裂，像是松树皮的中年农夫在看我。他目光闪躲，似乎在躲避害怕什么。
我突然感到陌生又熟悉。我握起他的手，突然想起二十年前，这双手分明是红活圆实的手。我似有一股脑的话要对这个儿时的好友说，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最后不由得哎了一声。
闰土和我讲了讲他现在得生活，取了媳妇，有了三个孩子。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整个过程中，他始终少言寡语，恭敬客气。
我很伤感，少年的小英雄闰土去哪里了？如今面前的是闰土吗？仿佛总有一根线提着他的一举一动，让他的行动和话语变得如此的缓慢和麻木。
我伤感的是人性之美的流失，我伤感的是闰土的眼里再也没有星星。在我心里，闰土依然是闰土，迅哥依然是迅哥。但也许闰土心里，闰土早已不是当年的闰土，少爷也变成了老爷。这种固化的阶级观念令人感到可怕。
令我感到害怕的，还有杨二嫂的变化。
我回家是为了处理祖宅，很多邻里过来看热闹。
“哟，这迅哥儿发达了，不需要这些乡间的旧东西了……这些啊，就送给我了。”
尖利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眼前是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记得二十年前，杨二嫂不是这样的。二十年前，杨二嫂是个活脱脱的美人胚子。面容姣好，又经营着一家”买卖非常好”的豆腐店，故被街坊邻里叫做”豆腐西施”。
见我没有答她的话，杨二嫂不免有些尴尬，她骂骂咧咧的走了，走的时候还顺走了我放在柜子上的一副白手套。
回到故乡，我匆匆处理完事情，便带着母亲离开了。
离开故乡的那天夜晚，我躺在床上，听着潺潺的水声，眼前又重新展现出深绿的沙地和金黄的圆月来。
离开故乡的那晚，我睡不着，也感到胸口很压抑，很想呐喊一声。
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枷锁下，活生生地把杨二嫂如同魔术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眼里早就没有了原则和底线，在人的一副驱壳之下，只剩下了利益和手段。杨二嫂是可怜的，亦是可悲的，她所做的这些不过是为了活下去而已。这种不公的社会制度，让杨二嫂成为了时代的悲剧。
残酷的封建社会让一个灵气少年硬生生变成了木偶人，万恶的封建礼教把两个好朋友彻底分开，这一切怎能不让人绝望和悲哀。面对无力改变的现状，也只有一声“呐喊”来控诉这世道的不公。
面对闰土的苦难麻木，面对杨二嫂的俗不可耐，面对故乡落后的精神世界和破败的现实世界，我只是个不断失语的困惑者。我在20多年里离本乡、”走异路，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人们”，追求现代文明，但现代都市仍没有提供给我们更好的精神乐园，因此终究还是逃脱不了为生活”辛苦辗转”的失落和悲哀。
回村三天，闰土没有治好我的精神内耗，反而让我更加焦虑。苦难并不是一种财富，也并不值得拿出来被作为励志故事炫耀。苦难就是苦难，苦难本身不会带来成功。而面对苦难的勇气往往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心底所认同的。人终究是要自救的，虽然有时候身处令人绝望的境地，但我们依然要饱含希望。这希望虽然渺茫，却如星星之火充满力量。
正如“我”的那句名言：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