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村子里，冬天满是灰色，或是枯枝败叶，或是荒草湖泊，或是浅黄色的围墙。远处的麦田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现在的雪下不了那么大了，多半是前脚下完，一会就化了，留下湿润的土地，人们走过去，脚上是泥巴，道路也被踩的“遍体鳞伤”，没有水泥路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冬天的村子里除非出了大太阳，人们靠在老赵家的那面没完全塌掉的土坯墙上，朝南的那一面，跟前就是一个小广场，一个个或是拿着个小板凳，或是直接坐在高粱杆堆上，晒暖儿。日子很冷，风一刮，都要开始说几句：这天真冷，把脖子里的立领翻起来，讨论着中午准备吃啥，晚上准备吃啥，晚上烤火准备点红薯，花生。
这群人里就有二伯，我们也习惯叫他海伯（bai)，二伯越发地活成了村子里的“树先生”——在他之前的“树先生”都不在了。他在人群里应和着，陪笑着，哪怕别人是开他玩笑，他也会笑得咧开嘴——露出没有牙齿的牙龈，实际上今年他才50多岁，不算大，最起码不该没有牙。
二伯出现在爷爷家里时，家中已经有了大伯，后来二伯之后又有了我爸和我姑，加上爷爷奶奶，这是个六口之家。那时的爷爷家是很穷的，最早的一些文章都已经说过，大伯二伯都因为小时候发烧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多少有点脑膜炎或者是不那么正常。老三老四毕竟又小几岁，总归是能够得到一些更好地照顾。二伯不爱学习，也不喜欢下力气，这点尤其和憨厚的大伯相比，他绝对是偷奸耍滑的一个。这点倒是不影响他的“不那么正常”。说实话，不管是成长还是后来的岁月里，我爸反而更是那个爱欺负人的，脾气也挺暴躁。爷爷家的状态就是，二伯欺负大伯，我爸欺负二伯，我姑和我爸关系很亲。
二伯也许是不那么正常，也许是偷奸耍滑，但是他一直没成家。老实讲，不管是开玩笑还是真的“说媒”，他也接触过几个，只是都没成，人家要么嫌弃家里穷，要么“一个嫌弃另一个更不正常”，反正爱情和婚姻和二伯没啥关系，不过在慢慢的岁月里，他也倒习惯了——习惯都是“被迫的”。哪个男人不想找个老婆呢？
农村的活总是那么“季节分明”——春种秋收，夏忙，然后就是无尽的“没活干”；村子上的其他人不想那么一直闲着，也没钱花，也无聊，一身力气不能就这么浪费了。于是就找人或者跟人去做建筑工——小工和打工，二伯也在其他人的怂恿下，家人的鼓励下去做小工，他又没学问，没技能，只能干纯粹出力气的小工——拉沙子，搬砖，和水泥。那种活是很辛苦的，最起码很累，每天从其他村子回到家里都得累的躺在床上“哼唧一阵子”。当然，这也不全是建筑工活的问题。二伯是个很实在的人——什么叫做实在呢？明明不是自己的活，人家一起哄，一叫好，他就会去“卖命的干”，有劲得很，完全不累了——虽然那也是死撑着。
但是再累的活，一天下来，几个工友在一块喝烩面，喝啤酒，吃菜，酒桌上大家再一瞎起哄，几瓶酒下肚，他也彻底高兴了起来，全然没什么“累了”。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爷爷去世，奶奶去世。
二伯爱喝酒了，上瘾了，也有人说他是“可怜的人”，没爹没娘后只能靠喝酒排遣内心的“苦闷”了。这也许是真的，毕竟有几次他喝醉酒后，耍酒疯，哭得很厉害，骂得也很厉害——骂那些对他不客气的，骂那些使唤他的，骂那些说他坏话的。还有几次，他不知道在哪里又被人家几句好话骗去干活，然后吃完饭喝完酒后就耍酒疯，回到家里拿起自己的铡草的铡刀背在背上，满村子哭着骂着要去“砍人”。酒劲很大，尤其是被那些“没什么脑子的人”喝完，喝醉，二伯就是这样。
再后来，二伯给一家人干活，被水泥板子砸坏了大脚趾头，虽然人家也赔了一点小钱，但是无济于事，只不过这一次没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不在身边，他的脚被耽误了——又被耽误了，没彻底治好。他脚留下了后一阵，走路一瘸一拐的，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不好找到活来养活自己了。因为他不能下大力气了，而且他慢慢的腰也开始弯了。不知道是喝酒的后遗症还是扛铡刀的后劲，反正腰是完了。
不过也偶尔会有人找他干点小活，不出大力气，也不咋给钱了，给盒烟或者管一顿好饭，就完了。只不过他还是可以喝酒。其实，不管有没有活做，他也养成了一个坏习惯——自己没钱去隔壁村的超市或者小卖店赊酒赊烟，甚至是得了病在诊所看完病赊着药钱，年底让自己的兄弟姐妹来还。这在这些年都已经成为一个“规律”了。
没事干的他，越来越喜欢在村子里晃来晃去，到处溜达——成了街溜子，只不过他也不跑远，也跑不远，村子里都是自己家族的人住的近，他也懂得常在自己大家族的人家里晃来晃去，或是蹭顿饭，或是纯粹无聊，毕竟那么大点的村子，逛了几十年了。哪块地皮下面种的什么庄稼都数得清，自己一个人住的屋子，除了真出不去门，其他时间一锁门，就自己溜达出去了。人的无聊到了一定程度是会把人“逼疯的”，所以人必须要出去。
于是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晴阴雨雪，村子里但凡是能够外出的日子，都有一个固定的身影出现在村子里。孤单落寞，时而发呆，时而疾步向前，站在村口的大路上和过往的人打招呼。不管哪里热闹，他都到场，或是帮着干点活，或是跟着蹭根烟，红白喜事，二伯的身影都会出现。吃酒席的人群中他还是会坐在那里，或是陪笑，或是随叫随到去干活，瘸腿子的麻利劲只会出现在被人招呼去干活的时候。他是有礼貌的，尤其是没喝酒，没喝醉酒的时候。
当年爷爷去世，出殡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木讷，我赶回家的时候，他站在角落里烧着大锅，耳朵上别着烟，身上是重孝服。我妈说他在爷爷断气的时候哭得也很厉害，但是不知怎么地就停下来了，去干活，去忙碌。下葬之前，亲人要围着坟墓哭一气，当时我清晰地记得，他哭得也很凶，但是被人扶起来之后，也就收住了。不像女人们哭得那么声嘶力竭，很久才停下来，甚至还有人背过气去。
二伯从那以后，就彻底一个人在村子上生活了，因为我们都离开了村子，或是县城，或是遥远的地方，再见面就很难了。是的，老人不在了，也没人想编个理由再回去看看了。
疫情出现后，我们更是几年没回去，他也没电话，我们也不怎么打电话。偶尔收到的信息是他又喝多了，又骂爹骂娘了，只是他没有铡刀了。老屋的房子在爷爷奶奶去世没人住之后，几年就塌了——没人，一切都那么容易坍塌，再也拢不起来了。
二伯的南向堂屋也漏水，村委安排了帮助措施，加固了房顶，成了蓝色的铁皮，外面的墙成了水泥做的，终归是结实多了。村委每年也有人象征性地送点米和油过去慰问。给点钱，毕竟得让活下去啊，也是个低保户。
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回村子里看过他，院子里都是荒草，只是荒草丛中有条小路通向他的堂屋，东屋塌了，南面的灶火屋塌了，三进的院子只剩下他的小房子立在那。最开始还没见他，他又出去了。后来再见到，他多了拘谨和陌生，不像早些年的那么亲切了。
村子里的人告诉我，他活成了“守村人”——我叫他林庄的“树先生”。姐姐回老家办婚宴的时候，他被邀请到县城里的五星级酒店，是坐轿车，是和其他人一起，他也不拘谨不害怕，还是那身风格的衣服，还是没有牙，只顾着陪笑，我和姐姐叫着他，他也只是笑。不管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他敬酒，还是和他说话，酒店的房间和奢华，映衬得他虽不害怕却那么的有距离感，从来到走，我们竟没说几句话。而二伯分明也曾陪着我长大的。
或是碰杯，或是开怀大笑，或是人声鼎沸，或是孩子喊叫，我每每瞥向他的时候，他都是笑，露着没牙齿的牙龈，被一圈人劝着一定要少喝点。后来他就走了，还是坐着轿车，离开了最好的酒店，我想他回去村子里也许可以吹吹牛，当然也会被人反问“咋不回来看看你”给噎住。但是，他也不会尴尬，顶多骂几句，再笑起来，也许也会苦在心里，也许无感了。反正，树先生成了二伯，二伯成了树先生。
那天雨很大，我没有看清楚二伯离开酒店时候的表情，他从不会有自己的独立感情了，他是村子的“树先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