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哪个孩子不爱雪糕的吧？
即使在物资匮乏的九十年代，我的童年，也能见到雪糕的影子。
那时，买得起冰箱的人家不多，小卖铺也没有冰柜卖雪糕。
装开水的保温瓶，被毛巾裹得严实的泡沫盒里，藏着那种吃起来只有糖味的冰棍，如果你用力一吸，原本染了色的冰棍可就变成白秃秃的冰碴子啦。
我小时候，要从抽屉里找来找去，才翻到被妈妈遗忘的一分两分钱，攒一段时间，挑一根冰棍。
要吃到加了奶油和牛奶的“高级”雪糕，得到一个叫做“冰室”的地方。
我们县城只有一家国营冰室，开在最热闹的十字路口，所有的小孩都知道那个地方。我妈妈就在那里上班。
一到晚上，冰室大马力的吊扇就吹得呼呼响，铺了瓷砖的地面，被冰室的阿姨们拖了一遍又一遍。站在门外，就觉得全身凉透了。一到周末，那里全是带小孩来吃冰的家长们。
有时我悄悄从门口路过，看见妈妈系着白围裙，把头发盘在白帽子里，低头在大玻璃门后干活。
她原来坐在办公室记账，春天穿雪纺的连衣裙，冬天要把蕾丝手套摘下来，再轻轻地拨算盘。
那时我常过去玩，办公室的叔叔阿姨也喜欢给我一些小本子画画。不知道是从哪年夏天，妈妈就开始在冰室上班了。
有一个卖雪糕的妈妈，我太高兴了。
同学的妈妈在新华书店上班，我们都猜，是不是能看世界上所有的书；有一个当老师的妈妈，会不会知道所有作业的答案。大家都羡慕我，有一个在冰室上班的妈妈，我想吃多少雪糕就有多少雪糕。
可是妈妈，不让我去冰室，她说雪糕吃多了，对牙齿不好。
我只能悄悄假装路过。
有一次，我被妈妈的同事看到了，她叫我进去坐着。
我拿到了一个戴棕色小礼帽的娃娃头雪糕。娃娃头一直朝我微笑，妈妈从玻璃门后面走了出来，也冲我笑。她的羞涩感染了我，我只能小口小口地抿着，让乳白色的牛奶汁流到手上。
又吃了一个彩色冰淇淋球。我第一次看到冰淇淋装在过家家那样的小碗里，还送了一把指头大的塑料小勺。
等一盘点缀着葡萄干和花生碎的冰沙端上来，这场盛宴才到了最绚丽的时刻。
妈妈忙了一会儿才过来，说：“吃太多了，回去肚子要痛。”
“没得事，”招待我的阿姨们把我围起来，“难得来一趟嘛。”她们问我，在哪所学校上学，又读的几年级。
过了没多久，私人冷饮铺也渐渐增加了一两家，冰室还在开着，去的人却越来越少，妈妈也从那里调到了一家国营饭馆。
饭馆晚上接待酒席，白天卖米粉和包子。我们家饭桌上常常有妈妈从酒席上打包的剩菜。她为了干活方便，也剪掉了长发，在忙碌的身影中，我总是找不到她在哪里。
有时候放学经过，妈妈会大声喊住我：“等等，我给你装两个包子。”
长大以后，我常常想起那顿盛宴，从此再也没品尝过像那样甜蜜的雪糕，等我也到了妈妈那时候的年纪，这种回味，才渐渐泛起一丝苦涩来。
“卖雪糕的店开门了。”孩子们之间悄悄传递着一个消息。
早在三月，柳树刚抽条那会儿，紫荆花的花骨朵还没像往后那样鼓起来，卖雪糕的店就拉起了一道门缝。在不下雨的清晨，老板走出来，拿一把秋天芒草扎的扫帚，扫了扫门前的台阶。
孩子们上学经过，惊奇地发现这一幕，大约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每个人的心里就像藏了一只土拨鼠，这里钻一个洞，那里鼓起一个包，上课也坐不住。
捱到放学，跑过去一看，果真，原先那些堆成山一样高的柚子，都不见了，原来卖柚子的胖阿姨，也不见了。
孩子们不懂，为什么雪糕店一到冬天就开始卖柚子，原来那些没卖完的雪糕都去了哪里。妈妈们只是一袋又一袋地往家里搬柚子，还说什么，等过年柚子吃完了，老板才能回来卖雪糕。
现在可好，终于不卖柚子了，老板连冰柜也摆了出来，还是那些，方方正正，横三排，竖三排，个个都装着了不得的宝物。
赶快吃罢晚饭，女儿求我带她去店里。她围着冰柜转来转去，眼花缭乱，简直无从下手，全都没尝过，全都想吃。
绕着冰柜巡视个三四圈，顺时针一圈，逆时针一圈，最后再浏览个几道。如果不是大人们一直催着快点快点，可以在这里待上一天，细细地看，又竖起耳朵，听旁人说哪款好吃。
店里特意为孩子们装了结实的小板凳，这样年纪小的孩子也能站上去，俯下身慢慢挑选。
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没见过、也没品尝过的雪糕呢？每一款都想带回家试试，又怕肚子装不下，妈妈说，牙齿也受不了啊。
趴在冰柜上的女儿，像最严谨的科学家，也像最认真的鉴赏师，欣赏着一件件举世珍宝。
她用自己的零花钱，买自己喜欢的雪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