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夏天，淮海中路（解放前叫霞飞路）上总会出现一个个子高挑的神秘女郎在街上行走。

她身穿红底白花的旗袍，烫着最时尚的大波浪，提着精巧的小背包，拐进雁荡路55弄的石库门。

那些在门前做家务的邻居都好奇地看着这位昂首挺胸的时尚女人，可是她却始终目不斜视，不与人打交道。

在这里住了这么久，邻居都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工作，一直到她被逮捕后才明白。原来她就是万国雄！

作为最神秘的特务，万国雄男扮女装，每天身穿旗袍，烫着大波浪，若不是她家人检举，公安机关对她还真有些棘手。

为何她的家人会将她送到监狱呢？

引起小摊主注意的人

尽管这位旗袍女郎一向独来独往，不和邻居打交道，但是弄堂里的人都对她充满了好奇。

每天清晨，她总是会匆匆忙忙来到弄堂口的大饼摊买一根油条和两个饼，踩着高跟鞋消失在繁华的大街上。

长相出众、身材姣好的人总是会得到别人更多的关注，这名旗袍女子也是一样。

大饼摊的师傅每天总是会感兴趣地多看她几眼，并且对这位神秘女子有很深刻的印象。

每次来买早餐时，她也总是身穿高领旗袍和高筒丝袜，将身体遮盖得十分严实，嘴上还涂抹着鲜艳的口红。

其他顾客要么是买一碗豆浆，在摊旁边坐着慢慢品味，要么是边走边吃。

只有她一个人买完后拿在手上，匆匆离开，无一例外。

盛夏的一个清晨，或许是因为天气太过炎热，这位神秘的旗袍女郎露出了纤细白皙的脖颈。

摊主意外发现她的高领旗袍上的扣子没有扣上，在装大饼的时候，他仔细看了看，这名女子竟然有喉结！

这名旗袍女郎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小师傅好奇地想着这个问题。

自从有了这一发现后，小师傅每次都会格外留意神秘旗袍女郎，想要弄清楚她是否真的有喉结。

可是自从上次后，她每次都会将最上面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脖颈。

小师傅又留意她的胸部，发现是高高耸起的，这到底是真胸还是假胸呢？

想要观察其他部分，奈何发现身体其他部位都被旗袍遮盖，难以确定。

有一次，小师傅终于发现了“新大陆”：这个旗袍女郎穿的长筒丝袜下，隐藏的是浓密而又厚实的汗毛！

一个女性，为什么会有喉结和浓密的汗毛呢？这些异常都引起他的警惕和疑惑。

全国解放后，国家加强对百姓的宣传教育，他们对这些异常装扮的人警惕性很高。

工作结束后，小师傅来到淮海路派出所，向当地的民警反映这件事，户籍民警将他所讲述的情况一一写在牛皮大纸袋里，作为重点人口专门存放。

大约一个星期后，治保主任沈大妈也向户籍警察反映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那天下午，雷雨交加还伴着狂风，几个小孩子在雨过天晴后出门玩耍。

突然间他们看见弄堂门口水潭里有个女士用的胸罩，小孩子好奇地问道：“这是谁家的胸罩？”

其他小朋友也都聚集过来看热闹，有一个小孩子胆大地拿着胸罩仔细观察。

只见这只胸罩里塞满了棉絮，外面还缝上一层绸布，因为使用次数多，绸布已经破碎，小孩子从破碎处拉出大量棉絮。

小孩子惊讶地大声喊叫着：“这个女人假装大胸，里面都塞满了棉花，是假的！”

在场围观的小孩子都哈哈大笑，其中一个孩子还用小竹竿挑起胸罩相互追逐着，其他的小孩子在后面哄闹。

治保主任沈大妈路过看到几个孩子在玩弄一个胸罩，生气地大声喊着：“你们几个在干什么！”

小孩子们看到沈大妈吓得四处逃窜，沈大妈捡起胸罩在弄堂里高声大喊：“哪位大姐晾晒的胸罩被大风刮下来了？快来居委会领取。”

沈大妈沿着弄堂来回喊了好几遍，终于有一个高挑的女士从6号楼走出来，对她笑着说：“沈大姐，这是我丢的，没想到被风刮下来，不好意思，多谢你。”

沈大妈只知道弄堂里有一个经常穿旗袍的女子，却从未和她打过交道，多问了一句：“你住几楼？”

“我就住三楼。”

这件事放在现在再普通不过，可是放在当时那个年代，却颇为罕见。

沈大妈仔细观看那个胸罩，觉得十分蹊跷，在当时的环境中，女子以简约朴素为主，服装大多以列宁装和军装为主。

基本上没有女子会为了显示胸大在胸罩上做功夫，而且这个胸罩真的很特别。

户籍民警先后接到两人的举报，不得不引起重视，马上搜查雁荡路55弄6号3楼的户口。

原来这名女子叫王秀娟，是1951年从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搬来的，但是她从什么地方搬来的？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档案上面都是空白。

户籍民警将她作为重点人口观察，想要弄清楚她过去的经历。

为什么改成女人的名字？

1951年4月27日，上海公安局响应国家号召，开展镇反运动，他们抓获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

新政府将浮在社会表面的特务和恶霸、散兵游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有一些潜伏很深的特务还未抓捕归案。

为了将那些隐藏在各个角落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捉拿归案，上海市公安局的余存熹和杨文元到淮海路各分局调查研究，希望能找到敌人特务的线索。

盛夏的上午，两人在公安局里查阅重点户籍资料，雁荡路55弄户籍民警记录的两份群众举报资料吸引他的视线。

这两份资料都是指向55弄6号3楼的王秀娟，说她的身体特征不像女子。

余存熹向科长钱明汇报了这一情况，这个特别的女人也引起钱明的重视，他让余存熹严格保密，弄清楚这名女子的真实身份。

余存熹和搭档杨文元匆匆吃过晚饭，回到淮海路派出所，翻出王秀娟的户籍信息。

他首先沿着户口迁来地基督教青年女子部宿舍追查，档案上记载王秀娟是在1951年搬来的，在此之前，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宿舍。

两人一大早又赶到上海交通大学保卫处，查阅登记资料。原来王秀娟是通过交通大学担任助教的陈老师介绍来此居住的。

她在这里居住了大概一个月，当学生开学后，王秀娟才搬到基督教女子宿舍，至于在此之前的居住地，登记簿上没有任何记载。

经过调查，陈老师是位男性老师，比她大十几岁，两人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介绍她住在这里，一切都未可知。

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员没有选择找陈老师了解情况，只是将他列为重点对象。

两位侦查员马不停蹄来到基督教女子宿舍了解情况，经过一番调查，原来王秀娟从上海交通大学搬来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时间，后来和同宿舍的陈筠白一起搬到雁荡路55弄居住。

陈筠白的情况，两人也弄清楚了：她在解放前和一个大她十几岁的商人结婚生子，离婚后，她为了养家糊口，堕落到沦为私娼。

解放后，国家查封了妓院，对所有私娼都进行严格的管制，陈筠白无处营生，只能住进价格低廉的基督教女子宿舍。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后，侦查人员没有发现王秀娟和其他人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和交通大学的陈老师有过来往。

她和陈筠白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在家里加工绣制的书签维持，一般是陈筠白拿半成品带回家，在家里两人穿上丝线，最后由陈筠白送回去，赚一点差价。

傍晚时分，王秀娟经常拿剩下的书签到热闹的南昌路口摆摊，赚取外快。

侦查员跟踪了很多次，都没有发现她与人有交流，只是中间有一次将一封信投入到邮筒里。

这封信是投给香港的一家报社，这家报社有着很严重的反对共产党，倾向台湾当局的意图。

信上写的内容都是反映上海经济萧条，百姓生活贫困，商品供应紧张，老百姓需要凭票购买日常物资等情况。

余存熹和杨文元分析后觉得王秀娟应该是个男儿身，和陈筠白在基督教女子宿舍相识后，发展成为情侣关系。

为了不被人发现他的秘密，这才在外面租房过起两人同居的生活。

除了这些外，他们什么发现都没有。线索再一次中断，两人只能将这个案件先搁置，忙碌其他的案子。

神秘来信

1955年夏，上海市人民政府收到一封来自成都转来的资料，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这封信是成都人民银行一个职员向组织举报的，说自己哥哥万国雄在解放前是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参加了国民党组织。

南京解放后，他就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家里人一直以为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时候将他一起带走，可是没想到在1953年初，竟然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上海寄来的，叮嘱家人不用担心他，他在上海过得很好。可是原来哥哥叫万国雄，信的署名却是王秀娟。

家里人都想不通，为什么哥哥要改变姓名，还换成一个女人的名字，就连通讯地址都未留下。

万国雄的妹妹是共青团员，心里是向着共产党的，对哥哥在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很不理解。

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后，她觉得哥哥留在上海却不告知通讯地址，还改成女人名字，很奇怪。

联想到哥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经历，她觉得哥哥可能在酝酿一些不为人知的计划，所以向组织反映这件事情。

余存熹正发愁找不到线索证明神秘旗袍女子的事情，没想到这封信来得如此及时。

他接到来信后，立刻向钱科长做了汇报。

钱科长命令他和杨文元两人即刻赶往南京追踪万国雄的身份和踪迹。

杳无音讯

在南京市公安局警察的陪同下，杨文元和余存熹两人来到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保卫处，调阅了万国雄在解放前的档案。

万国雄档案上的照片是一个戴着帽子的男子标准像，与他们跟踪的神秘旗袍少女完全是两人。

不过他们凭借第六感判断这两人就是一个人。

万国雄是1946年考上中央大学哲学系的，但是大三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大学，到底何去何从，档案上没有记载。

从南京他们带回了万国雄的照片和字迹，通过对比笔迹属于一个人，也就是说万国雄和王秀娟是一人。

杨文元听说有人在柳州看到过万国雄后，立刻赶往柳州，在那里他查到万国雄的一些事情。

离开学校后，他追随蒋经国的青年军来到柳州当一名随军记者，在这里发表不少文章。

不过在柳州解放后，他就辞掉这份工作，到了柳州的一个山寨居住。

杨文元来到他居住的壮族大妈家里，了解情况。

当被问及是否认识一个叫万国雄的人时，大妈摇头否认。

杨文元又问她认不认识王秀娟，大妈不住点头，说王秀娟曾经在这里住了大半年。

她还认自己为干妈，每天早晨坚持练嗓子，还特别喜欢对着镜子梳妆打扮。

有一次壮族大妈看到她在腿上涂抹药水，说是自己身上过敏，治疗过敏用的。

杨文元猜想她涂抹的药水应该是去除腿毛的药水，只不过为了不让大妈伤心难过，他没有将万国雄男扮女装的事情说出来。

与此同时，余存熹来到重庆，找到他在银行工作的妹妹。

据她讲述，哥哥从小就很喜欢穿裙子和漂亮的衣服，将自己打扮成女人的模样。

旗袍女子是男子

为了钓到更大的鱼，侦查员对王秀娟进行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可是依旧没有发现新的线索。

再三确认他背后无人指使后，公安局决定收网，对他进行逮捕。

这天晚上，月明星稀。深夜十点左右，余存熹带着杨文元等人，轻轻敲开万国雄居住的房门。

里面果然传来万国雄的声音，侦查员在他打开房门后，将他逮捕，还递上逮捕文书。

万国雄惊讶地看着侦查员，片刻后，他恢复了平静，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不要狡辩，我们找的就是你，万国雄。”

“我叫王秀娟！”

“停止你的反抗吧，我们早已调查清楚真相，你和陈筠白一起到公安局走一趟吧。”

预审处长以为万国雄是女子，将他押送到女子监狱，余存熹见状后，找到他说明原因。

“万国雄是男儿身，他是男扮女装。”预审处长瞪着眼睛愣了好久，他马上指示身边的民警，将押往女监的万国雄转到男监收押。

审讯的时候，万国雄也很配合，他承认自己参加过三青团，也承认自己在三青团是一名干事。

对这些历史问题他都不否认，只是在涉及从事特务活动这些问题上，他始终拒不承认。

对于他的否认，公安民警也保持怀疑的态度。

经过几天的审讯，万国雄承认自己和中统特务陈雪屏有来往，临走时，万国雄还到他家辞行。

只是后来大陆解放，两人就失去联系，从此再也没有来往。

审问人员问他：“为什么在柳州要男扮女装？”

“这是我的个人癖好，我从小就喜欢把自己装扮成女孩子。”

对于他的回答，审问人员倒是颇为惊讶，只是他们也没有更多的证据推翻这一说法。

经过调查，交通大学的陈老师和万国雄根本就不认识。

两人只不过是在那天晚上，有过一面之缘。

万国雄坐火车到上海之初，举目无亲，也没有朋友可以投奔。偌大一个上海，却没有她的栖身之所。

在她毫无目的流浪的时候，恰好走到交通大学门前，遇上一位面目慈善的老师。

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上前恳求：“我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在来上海的路上不幸被人偷走了钱包，现在无处可去。

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联系学校里的住处，让我有个住宿的地方？等我家人把钱寄给我后，我立刻离开。”

陈老师看她面目和善，又散发着莘莘学子的气息，就向学校联系，让她可以暂住学校宿舍。

正好是学生放寒假的时候，她的到来，也不会给学校添太多麻烦，学校方面很快应允。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万国雄在化身王秀娟的期间有任何通敌卖国，危害百姓的事情，但是他之前所犯下的罪过却难以抵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还是以反革命罪对他提起诉讼，最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为了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也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社会治安。1956年，上海举办了镇反展览会，展出这起特殊的案子。

所有前来参观的百姓在照片前，无不惊叹这名男子的装扮太像女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