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情深」我在民勤一中读书的日子·母校的印记

一个人,无论他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有两个地方他是永远不会忘却的,一个是故乡,一个是母校。我的母校有好几所,最难忘的还数民勤一中,这不仅仅我在这里上过学,还当了一年的老师,有了这两种身份,我便对这所学校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情…

一个人,无论他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有两个地方他是永远不会忘却的,一个是故乡,一个是母校

我的母校有好几所,最难忘的还数民勤一中,这不仅仅我在这里上过学,还当了一年的老师,有了这两种身份,我便对这所学校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怀,许多东西,潜移默化地渗透了我的性格中,以至于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我总是摆脱不了母校留在我生命深处的印记,这才让我一步步地走出民勤,又走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赤子情深」我在民勤一中读书的日子·母校的印记

一九七二年,我和许多乡下的孩子一样,穿着黑色的粗制布老棉袄,背着口粮和行李卷儿,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梦想,踏进了民勤一中。那时的民勤一中,有许多外地老师,说话都蜇声子(外地口音),我的班主任老师叫谢俊,就是蜇声子,讲着一口四川话,起初,我们听的不太懂,后来听得多了,这才体悟到了四川话的生动与妙处,他讲课有一个特点,讲到高兴处,总爱手舞足蹈,像在表演,他用四川话说圆球的“球”时,总要拖着一个长长尾音,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当然,也有普通话讲得很好的外地老师,比如二班的班主任刘仲湘,湖南人,他是讲语文的,他在别的教室里讲课时,我听到过,他的声音很浑厚,很磁性,从教室里传出后依然很动听。有时,我下课了,就站在他讲课的教室外面偷听一会儿,觉得也是一种享受。当时没有粉丝之说,如果有,我绝对是他的铁杆粉丝。我的语文老师是龙一村,学生在背后叫她龙老婆子,其实,那时她并不老,为什么学生们在背后那么叫她,我实在搞不清楚。后来我大学毕业去了一中当老师,她还常常把我叫到她家去吃饭,她的女儿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睛,一看我,我就不好意思地回避开来了,却不敢跟她搭话。其实,严格意义讲,她应该是我的小师妹,我上高中时她上初中,早就见过面的,只是从没说过话。那个时代,男女生之间好像隔着一道墙,谁都不好意思逾越。记得龙老师每次叫我“小唐”时,声音总是拉得长长的,四川普通话中满含着一种母性的温暖,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后来我调出民勤一中,就少有联系了,再后来,她调到武威师范,我调到了金昌日报社,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一九九八年,她病逝了,我难受了好几天,遗憾的是,我得到消息太晚了,没能赶去为她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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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高二,语文课换成了许向东老师。许老师给人的感觉很清高,也很有风度,衣服笔挺,走路时总是昂首挺胸脚下生风,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他绝对是一个帅哥。他讲课很有激情,动情时,眼里常常挂满了泪花。他先后在四中、一中当过校长,他魄力很大,走到哪里,就把哪里搞得有声有色,为民勤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还有一个帅哥级老师,叫王毓英,教化学课,写得一手好字,讲课十分精彩,人也干净利索,深受学生的喜欢。他的夫人孙老师在学校图书馆,我在一中当老师时,常到师娘那里借文学期刊看,这无疑对我后来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写字好的还有刘敬东、闫好敏老师,他们都教政治课,都是好老师。刘老师的板书字几乎成了我们的字帖,他在上面讲课,我就在下面照着写他的字,后来我当了老师,我的学生刘润和在他的散文中写到了我,说我的黑板字写得好,他们常在下面学写我的字,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文化的传承。好敏老师是左撇子,性子急,反应快,表达干净利索,排球也打得干净利索,他扣球是用左手扣,写字还是用右手来写,他的板书字也很漂亮,让我学了不少。我与他一起调到四中的,他先当教导主任,后当校长,我一直是他的兵,应该说,他是我共事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师。

还有一名带有传奇色彩的老师,叫王彦山,他青年得志,被打成右派劳改过,平反后又登上了讲坛,他的语文课讲得非常好,遗憾我没有听上,后来我成了一中的老师,常向他讨教。没几年,他重返省城,当了省教育学院的教务主任,他本应该好好享享清福,没想到到省城不久就去世了,是命是运乎?使人想起,唏嘘再三。记得到高二时,新分来了一位年轻老师,他叫康天成。他的到来,就像校园里刮来了一缕风,一下子激活了沉闷的生活。他不仅长得帅,更重要的他的身上带着一种新鲜和活力,好像有一种永远使不完的劲,上了舞台,能带着姑娘们跳洗衣舞,进了篮球场,又能成为校对的主帅,他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我们的音乐课和体育课都是他带的,他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同学们都喜欢他。老师中,还有马玉浩、李恭祖、胡自力、牛映奎、许许多多,都在我的脑海里刻录了下来,就像一卷封存了四十多年的胶卷,虽然外表黄旧,但是,一旦打开,图像还是那么的真切清晰。我知道,在我的性格生成的学生时代,是他们给了我至关重要的影响,给了我知识和心灵的滋养,才让我有了今天。

民勤一中,让我这个混沌未开的农村娃大开了眼界,觉得一切都很新鲜,老师知识渊博,学校设施齐全,男生中有才华出众的,女生中有能歌善舞的,那时,我们班女生少,只有五个,其他班的女生也不多,男生都不敢与女生说话,大不了只偷偷看两眼,到了晚上熄灯睡下,一时睡不着,男生们就爱拿漂亮的女生当话题,说一阵,说累了,就睡了。当时,话题最多的是三班的宋秀英,她是北京姑娘,说着一口让我们都很羡慕的普通话,她高挑个儿,人也漂亮,穿着另类,气质高雅,走路时,小胸脯挺得高高的,像只刚会下蛋的小母鸡,给人的感觉十分高傲,当时我们背地里都叫她宋洋人。高中毕业后,我们农村来的学生都回家当了农民,她却直接进了县广播台当了播音员。记得好多次,在冬日的晨梦中,是她从广播中把我喊醒的,然后我就冒着刺骨的寒风拉着架子车去地里送肥。没想到2003年,北京来的一位导演在武威拍电影,邀请我去谈谈小说改编事宜,饭桌上,我见到了时任武威电视台编辑部主任的宋秀英,她的变化虽很大,风韵仍尚在。我谈到了高中时我们暗地里给她起的诨名叫宋洋人,讲到她目不斜视地从操场走过时,我们偷看她的心情,她一下笑得花枝乱颤,说她怎么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她?我说,哪敢呀?那时,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娃,即使打了招呼,恐怕你也不会理睬的。她说,我要打了招呼,她肯定会理睬的。岁月,没有假若,人生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中学时,根本看不到将来,悬念总在后面。

「赤子情深」我在民勤一中读书的日子·母校的印记

民勤一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突出,除了语文、政治、数学好一些,其他的几门课都是中等水平,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我在课余时间偷看了几眼漂亮女生而分了心,主要是饥饿大大降低了我的智力。那时,家里实在太贫穷,为了我能继续上学,父母经常到远亲和四邻处借账,东家借两毛,西家借三毛。借到了,勉强凑够我一星期的伙食费,要是借不到,我的生活就无法保障。记得有一次,父母实在凑不齐我的供养,就在我面临辍学时,我远在新疆的姨娘和舅舅给了一点接济,才让我勉强读完了两年的高中。

当我每每想起这些时,心里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涩,如果当时我真的辍学了,我的人生又将是怎样的一种结果?也许我现在就在那个名叫羊路乡唐家湾村的沙窝窝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着,或者赶着一群羊,正在沙坡上吆喝着,哪能坐在舒适的书房里,面朝大海著书立说?我感恩我的父母,给了我生命与无私的关受;我感恩我的母校,给了我知识和开阔的胸怀;我感恩我的老师,给了我心灵的滋润和人格的修炼。多少年过去了,当我想起大学毕业时的情景仍然清晰如昨,我最初是被分到了县公安局,工作半年后,上面要求专业归队,安排我到一中去当老师,我爱我的母校,觉得能与我敬仰的老师一起工作,那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去了一中。

到一中后,我被安排到初中一个落后班去当班主任,那时的我,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也快乐,我根本不在乎是不是落后班,只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虚心学习,天天向上,服从领导,团结同志。到第二学期期末,学校通知让我去上五七干校上学,主要任务是一边劳动,一边改造思想,据说是县上分了学校一个名额,学校就分到我的头上。当时一听,头就大了。我是一个刚出校门小青年,没有必要再去上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更重要是,我的父亲重病在炕,还需要我每星期回去照料。于是,我坚定地说了两个字:不去!走出领导办公室,一股寒风袭来,一关门,发出了哐当一声巨响,我一下紧缩了身子,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风刺骨,天很冷。

就在这学期放假前的一次教职工大会上,领导突然宣布了县文教局的决定,把我调到了乡下的一所中学。我一下被搞懵了,在之前,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学校从来没有给我谈过话,文教局也从来没有打过招呼,一纸调令,仿佛一刀,在我的心上拉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领导让我说几句离别的话,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从领导的手里,接过学校给我送的一个精美的笔记本,从此,母校就像一道遥远的背影,永远留在了我的身后。

我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子,从城里来到乡下,我没有什么不习惯的,问题是,这样走出校门,对我将意味着什么?人们不可能知道我被真正调动的理由,只知道一中不要我了,除了说明我的能力水平太差,适应不了那里的工作,还能说明什么?

从那时起,我见了人总是灰溜溜的,心里却暗暗下了决心,总有一天,我要超越他,那位给我发笔记本的领导,我要让他知道,他曾经伤害了一颗年轻的心,从此也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前年,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在北京大学,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思考——叩问官场文学的现实意义”主题座谈会上,面对几十家媒体的记者和文学爱好者,我用带有民勤地方方言的普通话,发出属于我自己的声音,也表达了我对文学的另一种理解。晚上睡下,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被调到了乡村学校,来到了一间黄泥巴小屋,屋内透着一股寒冷的光,我泛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不是从乡村中学调出来了吗,怎么又把我调回去?从梦中醒来,看着自己正躺在五星级宾馆的大床上,透过窗户,还看了北京的高楼大厦,心里才落到了实处。这样的梦,我不知道在我一生中重复过多次了,而每次梦到时,场景竟然是如此的相似。这也足以说明,那次意外的调动,在我青春的岁月中留下的印记是多么的深刻,即便我以后取得了怎样的成果,职位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也无法从生命的底色中完全消除。而事实上,我到了乡下的学校之后,我已经理解了这样的调动纯属正常,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你有什么资格不服从领导?你又不是学校的骨干,有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没有什么好怨天尤人的。性格即命运,你的命运不是由别人来决定,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由自己决定的。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得靠自己的能量,这个能量,就是知识,知识改变命运。有了这样的定位后,我才知道了知耻而后勇。就这样,我一步步地向高处走去,我在四中当了几年老师后,调到了金昌报,当了几年记者后,又成了某个小单位的领导,手中有了一点小权之后,我就常常提醒自己,一个善念,也许会成就一个人,一个恶念,也许会毁了一个人。所以,无论我的个人利益受到多大挑战,我也要把恶念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赤子情深」我在民勤一中读书的日子·母校的印记

2004年,我移居到珠海,正式走了专业写作的路。每当我站在南国的海边遥望天边,回望走过的路,回想起曾经的人,无不感叹万千,有些事,让人温暖如初,有些事,很难回首。如果我当时继续待在县公安局,一定破了不少大案要案,即便当不上局长副局长,至少也能成为一位德高望众的老刑警。如果我不从民勤一中调出来,也许我就会像我的老师一样,勤勤恳恳地当一辈子园丁,三尺讲坛写春秋,一腔热血育新人,如是,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我却偏偏选择了与命运较劲,才有了今天的风景。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做梦和不断圆梦的过程,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梦,当你圆了旧梦,新梦又开始了。人就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着座标,不断地走向美好,直至生命的尽头。

从1978年年底,我走出一中的校门后,直到1998年,我曾无数次地从母校的门前路过,却再也没有迈进去半步。我不是不思念我的老师,也不是不爱我的母校,正因为思念,也正因为热爱,才使我下了决心,等我取得了能够让我的母校引以为自豪的成绩后,我以学子的身份来向她汇报。1998年,我发表在《十月》《小说家》《飞天》《小说月报》等刊物上的反映家乡生活的小说,结集为《悲情腾格里》正式出版后,我去民勤参加签名售书活动。没想到我的中学老同学,时任一中校长的孙毅仁先生听到后,让我来母校搞一次签售活动,我欣然答应了。20年了,当我再次走进我的母校时,变化大得惊人,高楼代替了过去的平房,残留在我脑海中的影子荡然无存了,唯独城墙角下的操场,还在那个位置,只是通过修整后,变得整洁大气了许多。当我站在天桥上远眺时,心里不觉生出了无限的感慨,从民勤一中这所名校里,一代又一代,不知走出去了多少优秀的人才,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相比于考上清华北大的,相比于在政界叱咤风云的,我又算得了什么?想起我被调到乡下后产生的“超越”之类的想法,又是多么的狭隘与浅薄?在售书前,我坐在主席台上,面对几千名学生,激动地说:“我曾为我是民勤一中的学生自豪过,我曾为我是民勤一中的老师惭愧过,自豪是因为母校很出色,惭愧是因为自己的知识很薄弱,如今,当我又一次踏进了我的母校,感觉有一种游子回到母亲怀抱的温暖,亲爱的师弟师妹们,请不要羡慕我今日的辉煌,只要努力,我的今天将是你们的明天!”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一晃,又是二十年过去了,从民勤一中毕业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我也即将到了花甲之年了,许多东西已经被岁月的风霜雪雨洗刷得干干净净,唯独对母校的情感,对老师的思念,却越发的真切和清晰。我知道母校肯定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老师肯定又老了许多,希望能在母校九十周年大庆时,再回一趟母校,再看一回老师。

作者简介:唐达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民勤县人,出生于五十年代中期,著有《沙尘暴》《一把手》《二把手》《破局》《双排扣》等十六部长篇小说。作品曾多次荣登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并被《羊城晚报》《华商报》《扬子晚报》《兰州晚报》等全国各地三十多家媒体全文连载过,在喜马拉雅听书网播出,受众达六千万人次,曾获冰心文艺奖、敦煌文艺奖,三次获黄河文学奖。长篇小说《后台》被改编成连续剧《华容道二》,在各大卫视播放过。长篇小说《官太太》被翻译成越文出版并被改编了越南版的电视剧,《双排扣》被翻译成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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