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择溪而居，筑室曰濂溪书堂，两年后，写下《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周敦颐之前，东晋名僧慧远与大隐陶潜就曾在庐山结成莲社，庐山的莲文化，源远流长。《爱莲说》的精神在继承中发展到现在，更被历代文人雅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莲文化：在书画文化中，莲是赋诗作画的题材；在情感文化中，莲是寄情怀人的载体；在隐逸文化中，莲是山水田园的象征；在官场文化中，莲是清正廉洁的比喻……莲之爱，可画于图，可咏于诗，可形于舞，可寄于信，可品于人。
“莲，花之君子者也。”君子，可谓是周敦颐为莲赋予的经典形象，蕴含着周敦颐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君子作为儒家的人格追求，在很早就大量出现在了先秦的儒家经典中。《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诗经》中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到了《论语》中，君子出现的频率更加高了，形象也更加丰满。“君子义以为上”“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有九思”“君子求诸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立于礼，成于乐”，“君子坦荡荡”……
作为理学先驱的周敦颐，其对君子的理解与儒家一脉相承，但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周敦颐在其名作《太极图·易说》中写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其另一名作《易通》中论“德”：“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理、通曰智，守曰信。”可见，周敦颐深受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的影响，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君子的美好品格身上。
但是不同于《大学》中对君子修身方法的要求：“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周敦颐超越了这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生观，而是把修身扩展到了一个更宏大的视域中。所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正意味着无论环境是“朱”抑或是“黑”，君子都能洁身自好，在坏的环境中，也能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有着极高的自律程度。
周敦颐对传统君子慎独修身法的超越可以归结为：君子所面临的环境往往已不是早期儒家所处的环境，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环境，但君子身处其中，仍要坚守自身的操守，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君子不仅要时刻与自己的心魔作斗争，还要与外部环境的不良影响作抗衡，真正做到保持内心的纯净。
小人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而对于君子来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根本区别在于对待利益的态度不同。对万事万物的品评，最终都要落到人的本身上来。我们要以莲花般高洁的君子品格自励，既要勇于任事、刚毅有为，又要坚持操守、不趋炎附势，正道而行。
周敦颐的《爱莲说》为后世树立了君子的品格意向。像君子般圣洁的莲花常开不败，如莲花般高贵的君子之风亘古弥新，业已成为一种道德流传、文化延续，渗透到了中华民族血脉里，代代相传，烛照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