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腾讯公司发布“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提出长期支持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自主进行原始创新研究，未来10年将投入100亿元。
10年投入100亿元用于基础研究，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意味着业界期盼、呼吁多年的基础研究投入多元化初露曙光，具有良好的示范价值。
自2019年以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科技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比重连续3年突破6%，但与发达国家普遍占比15%以上的水平相比，差距依然很大。造成这一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主要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和社会资金所占比重极低，而发达国家的企业、大学和私人基金会、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有乐于资助基础研究的传统。
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科技强国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驱动力。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但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亟待进一步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其中的关键一招，就是大幅度增加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鉴于基础研究属公共产品，加上基础研究特别是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普遍存在周期长、难度大、风险高、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等问题，需要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经费保障机制。
在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方面，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各有各的优势和特点，宜各有侧重。财政资金具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属性，且数量有限，必须确保花在刀刃上，从国家需要出发，重点投向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关键性和基础核心领域。另一方面，从世界科技史看，多数重要的原始创新并不是政府规划得来的，而是来自科研人员的自主探索。社会资金灵活性大，可以更多地支持专注自由探索的科研人员，让他们能长期衣食无忧、心无旁骛地坐“冷板凳”、闯“无人区”，在科学前沿勇敢探索，拿出第一流的原创成果。
基础研究离不开科学家的奇思妙想，也需要着眼解决实践中的科学难题。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强调：“要推动自由探索和问题导向有机结合，形成基础研究支撑技术突破、应用需求牵引源头创新的良性循环。”为此，政府层面应当加大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的力度，作为财政投入的重要补充，努力完善单一的基础研究投入结构。
去年修订的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国家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给予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现在的关键是，政府需要出台具体细致、具有可行性的配套政策，将这个法律规定切实落实到位。（黄琳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