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Yinni Peng,和Susanne Y.P. Choi 在《The China Quarterly》杂志上发表的 Mobile Phone Use among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echnologies of Power and Resistance 一文。
基于通过民族志和访谈法搜集到的华南地区某工厂的三种工作安排的相关资料，本文指出手机使用增加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控制与抵抗，这种控制和抵制的动力是根据生产安排而产生的。工厂严格禁止流水线的操作工使用手机，但硬件部门工作人员的手机使用则不受管控，而在两类部门中没有固定岗位工作的机动工作者是通过工厂授权的方式获得手机使用权。不同的管理控制策略产生了不同的工人抵抗模式：流水线操作工深知工厂内手机使用的双重管理标准，采用逃避监视的方法秘密使用手机；硬件部门工作人员则挑战手机使用的合法性边界；机动工作者则设法逃避管理层的手机追踪。另外，手机也增强了工人通过退出工厂而表达反抗的策略。
这是社论团队第S672次推送
研究背景
技术资本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科技永远不会操纵没有人类背景的约束和复杂性。近来，一些学者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增加了生产过程中的控制以及工作监管。另一些学者认为，正由于这些技术可以加快知识与信息的分享，所以工作中才涌现出多种多样的技术创新成果。福柯通过“分散，多元和分解性网络”来了解权力和对抗的运作，他们把注意力从阶级冲突和革命斗争的宏达叙事转移向本土的对抗形式和工人的日常做法。福柯认为，社会中权力在产生影响力，但同时也遭遇着“反攻”。由于无处不在的权力渗透进工作场域的每个角落，造成了它的反作用力——劳动力成为一种产生对抗的根源。根据福柯的说法，工人们总能找到一种规避和挑战管控的方法，并在组织规定或限制的方面不断建构一种替代性的、积极的身份。通过使用技术手段来对抗资本对他们的控制，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由于资本和劳动力间的权力—抵抗动态是时空性的，而且由于管理控制都有特定的运作方式，所以，工人的反抗不可避免地随时空而异，依可获得的资源和手段而异。华南地区第一代农工人被视为受到资本的专制统治后形成的“温顺群体”，主要利用个人资本孕育反抗手段。但新一代农民工则会通过动员法律，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直接挑战资本至上的权威。我们发现，资本和劳动力间的控制—反抗动态正在快速变化的劳动市场条件下发挥作用。
本文旨在研究，在制造业中，生产组织和不同特点的工作任务下，如何通过车间工人的手机使用，形成不同的控制—反抗动态；如何通过工作场所的手机使用形成持续性的权力斗争，形成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互动、冲突、斗争以及谈判。
研究数据
研究数据来自于560多页田野记录，基于2007年5月22日至8月25日三个月的参与者观察。在此期间，第一作者亲自与操作工和硬件部门的工作者工作与生活，该厂位于广东省东莞市。2007年至2009年期间在工厂正式深入访谈25次，包括工人（男性2名，女性13名）和管理人员（男女各5名），整理出完整的逐字稿及这25名正式受访者的人口统计资料。
研究发现
1、
工人对手机使用的管理控制的反抗
即使管理人员和行政领导严格禁止工人使用手机，但像在装配线部门，仍然存在工人暗中挑战该管控的行为。为了避免检测到手机使用，工人将手机切换到振动模式或静音模式。当有来电时，工人的典型反应是弯腰，隐藏在工作站下，接听电话声音非常低，同时保持警惕。当注意到主管接近时会关掉电话。通常，工人把手机放在裤袋里。当阅读消息时，只露出要阅读的手机屏幕部分，手机的另一半部分仍在口袋里。这样，当他们注意到有领导在附近时，手机就能很快溜进口袋。洗手间也常是工人接听电话的场所。有些工人有来电时会拿“休假许可证”赶到洗手间应答。
从福柯的权力理论视角来看，装配线的这一情况正反映了一种监视技术，即资本支配工人的身体。资本通过把工人的身体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如装配线）隔离工人并限制其活动。但是，即使装配线工人的身体受到限制，但是工人不是孤立的，因为手机的存在允许装配线工人联系家属或朋友，获得工作信息或情感支持。
同时，反抗手机使用的管控也反映在权力和层级的象征上。虽然工厂规定在工作时间禁止使用手机，但在管理中存在手机使用的双重标准。除了接收来自所属经理的电话外，工人们使用手机普遍被认为是处理私事，因此车间禁止。但是管理人员使用手机则被视为一种工作导向性的、生产过程必要的行为，即使他们经常用手机进行娱乐活动。这个手机使用的双重标准引起了工人对管理者的不满。
固定在工作站的工人通过躲避策略试图挑战管理层的禁用规定，而移动性工作者，如处理材料的工人或过程控制工人，属于被管理层要求使用手机接收工作任务的群体，他们又有什么行为呢？通常，他们都想方设法逃避管理者的电话跟踪。环境嘈杂听不到、手机电量低等都是他们“错过”电话的原因。在一些极端的况下，工人甚至拒绝购买手机以避免管理层的控制。
2、
工人使用手机以抵抗资本主义剥削
在硬件部门，工人用创新的手段来挑战资本的权力。根据工厂规定，工人需要通过与经理亲自请假并得到同意后才准休假。但是，有些工人倾向于通过手机发送短信请假。这种行为给管理层带来了新困扰。鉴于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工厂长期缺工，管理层将竭尽全力拒绝离职申请。工人必须提前三天提交申请，并提供有效理由。请病假者则必须提供医疗证明。由于工人知道如果他们与经理面对面讨论休假请求会遭到拒绝，他们就会发短信或者通过手机打电话来申请休假。工人认为数字信息是可以接受和合理的，因而工人使用数字信息申请休假也是合理的。这种互动在工人眼里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须要做的事”。他们提供了看似合理的理由来请假。在2007年6月硬件部门有八名工人通过短信申请离职。
除了使用手机克服休假申请的障碍外，通过手机发送工作信息也有助于工人利用“退出策略”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移动电话将工人与亲戚或老乡联系起来。这些网络的建立不仅是情感支持的来源，而且可以形成就业渠道。根据一项调查，珠三角近80％的农民工通过老乡网络获得第一份工作。在手机普及前，他们与这些网络的接触受到网络成员的循环迁移以及工厂的严密管理的限制。在工作时间内大多数工人不得离开工厂。下班后他们的生活往往只限于宿舍。但不是每个宿舍都有固定电话，即使有一个也经常是共享使用，只能接收来电。因此，移动电话的普及改变了工人网络的动态。通过移动电话，工人现在能够克服工厂门禁的物理障碍。过去，为了获取有关就业机会的信息农民工必须在工厂前门寻找职位空缺海报；现如今他们只需要向朋友发送短信就能获得信息，比较工资、加班费、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 关于薪资和就业条件的信息流通增加了工人对其他劳动力市场和工作条件或工作趋势的认识，提供了更多的替代机会。因此，工人对恶劣工作条件的容忍程度在降低，退出该工作场域的决心却在增强。
自2003年以来，珠三角所有工厂，包括本文研究的工厂，都经历过一次劳动力流动很高的状况。2007年，该厂装配线部门缺少200名工人，硬件部门不足20名工人。退出是工人通常采用的反抗策略，结构性原因在于越来越广泛的就业关系和劳动市场的存在。本文发现手机作为通信工具可以帮助工人更有效地利用退出战略，特别是在劳动力短缺的市场环境下把握就业机会，占据主导地位。
讨论
本文比较装配线和硬件部门，固定工位的工人和在各车间移动的工人的使用手机情况，揭示了手机使用在资本劳动动态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情况。工作节奏、工人的工作速度、产出的时间尺度和所执行的任务种类都在相互影响着资本控制工人的手机使用，反过来又形成了工人反抗的模式。本文发现，装配线部门的手机使用管控依赖强制手段，例如扣押手机、施加罚款等，因此与专制控制（a despotic regime of control）相似。另一方面，硬件部门的手机使用控制手段更接近对霸权主义的控制制度（a hegemonic regime of control）。在这个部门，使用手机及其附加娱乐软件为了帮助工人克服工厂单调和无聊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硬件部门的员工激励是通过允许他们自由使用手机。在这个意义上，工作人员使用手机可以理解为管理层用来缓解与工人冲突的软策略，并间接地确保工人可以容忍资本剥削。通过展示这两种制度如何在一个工厂内共存，我们已经证明了管理控制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及其快速及时应对劳动力市场改变的能力。
然而，即使硬件部门的管理者能够容忍工人使用手机，工人仍不断使用手机来挑战手机使用的合法边界。此外，工人也用手机反抗更多的资本主义剥削。虽然许多学者质疑手机使用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向上流动的作用，但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手机使用可能仍然会大大减少工人对雇主的依赖，有效地将退出作为对抗资本力量的策略。沟通网的建立增加比较不同工厂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可能，使工人全面了解劳动力市场情况。手机在促进工人退出就业方面的作用成为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一大策略。
文献来源
Yinni Peng, Susanne Y.P. Choi. Mobile Phone Use among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echnologies of Power and Resistance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3(215), 553–571.
文献整理：叶宸辰
社论译介作品，欢迎投稿、个人转发朋友圈，自媒体、媒体、机构转载请申请授权，联系邮箱shelun2015@163.com，注明“机构名称+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