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西城

六十年代，除了西装名牌培罗蒙，还有南来的上海红帮裁缝，他们手艺得体，擅做西装。

上海滩有句老话——“听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西装要穿培罗蒙。”父亲喜听须生名伶马连良；球不爱看，跟李惠堂无缘；穿西装嘛，当然是培罗蒙。南下香港，身为营造公司的副总经理，常要应酬洋人、东洋人，穿挺骨西装乃份内事，中环的培罗蒙是首选。父亲公司在鹅颈桥，乘电车，五、六个站头，坐的士，十分钟到?。跟培罗蒙老板许达昌相识于上海，到店堂间做西装，一边度尺寸，一边闲话家常，有一句话常说的：“啥辰光到大陆看看新世界！”彼此工作都忙，走不开，交通又远隔，回大陆是拖延了，结果到死心愿未遂。老板一九九一年去世，越二年，父亦随之去。尝对母亲笑言：“也许老板正在天上，跟爸爸做西装哩！”母亲面孔一板：“小鬼，闲话勿乱讲，四十几岁，仍没有个正经样儿！”上海话后是京腔。

培罗蒙西装风行全球，达官贵人、洋场阔少、外国明星、甚至东洋政商，都是老主顾，生意红火。曾听父亲说要找许老板量尺寸，其难有如登天蜀道。许老板六十年代以后，已不作兴替客人量身，生意交托徒弟戴祖贻（二零二二年四月在日本去世，享年一百零二岁）代办，脑筋活落，运剪如飞，手巧不下于师傅，甚或过之。

六十年代在培罗蒙，西装起码一千港币，一般洋行经理月薪不外一千元，换言之，一套西装一月工资，普通人家哪能做得起！我年轻不懂事，六十年代末，恳求父亲带我到培罗蒙做套西装，父亲犹豫，不依不饶的死缠，旨在小女友面前炫耀一番。母亲知道，骂个半死，见识多广的表哥教我去大丸买。大丸为铜锣湾地标，在百德新街街口，地下有男装部，专售东洋缝制西装、飞机恤，名牌是Durban，要价五百左右，不算便宜，买不起，只好光顾深水埗的广东师傅，西装一套五十至九十元，穿上身蛮好看。缝有一袭猪肝色的西装，配粉红衬衫，结白底红点领带，同色袋巾，脚踏枣红色皮鞋，油头粉面，马浪荡，庶几近矣，却引来不少孽缘，沾沾自喜，到头不外一场春梦。

红帮人才辈出

父亲后来不再去培罗蒙了，改请其他红帮师傅，我家楼下有一家黑白时装公司，老板姓陈，缝制旗袍，技法超卓，是母亲的御用裁缝。他的外甥小杨，擅做西装，手艺精妙得体，就交由他代劳。上海红帮裁缝多宁波奉化人士，祖师爷爷名叫张尚义，讲究量、算、裁、缝等技术，这些技术经过多年概括，形成“四个功”、“九个势”和“十六字标准”，徒弟要通过这些程序，方能满师出门。学师艰苦，依然人才辈出，江良通、王才运、余元芳，各有盛名，小杨在上海，学艺余门，尽得真传。南下香港、投奔舅父，人英俊潇洒，口才便给，客人皆喜与彼打交道，手下女性顾客尤多，收入丰厚，惜乎嗜赌如命，跑马、麻将、扑克……他拼命赌，拼命输，谁也劝不来，结果欠下巨债未能还，走投无路，从北角皇冠大厦飞跃而下，奔赴黄泉，死时年仅三十馀。陈老板悲恸莫名，一日跑来我家，对住母亲，痛哭流涕。五十多年了，此景仍历历在目，因而我从不嗜赌，如今跑马，也不外是几百块钱上落。

香港西装，红帮独领风骚，粤派师傅，瞠乎其后。式样嘛，分有单襟、孖襟、单叉、双叉或无叉，端看顾客心意。西装分春、夏二季，夏日炎炎，衣料以选取凉快、轻身为宜。最廉价的有白麻帆、白斜，层次较高有海防麻，属粗麻，越洗越爽。还有山东绸和山东绢，蚕丝制品，穿上身，凉快。不少人看不起本地货，崇洋心重，选用洋料子沙士坚，听说由鲨鱼皮制成（待考）。端是好料子，却是热焗苦人，稍一走动，通体湿濡。冬日西装，非绒莫属，分西衣绒、麻包绒、斜纹绒、格仔绒、法兰绒，而以后者最为名贵时尚。

犹太富商嘉道理的趣闻

说起西装，想起一个笑话。父亲的老朋友贺理士．嘉道理，贵为半岛酒店大老板，穿著一向不大讲究，大关刀西装，衣襟皱巴巴，破絮不堪，父亲看不过眼，要带他去培罗蒙做西装，摇头拒绝，无已，只好带许老板往诣。许老板打开衣料样板簿子，首先推介Scabal英国顶级衣料，嘉道理问价，大皱眉头。许老板何等精灵，立揭别页较次之料，摇头如故，于是，三级、四级、到五级，仍然沉吟不语。许老板纳闷了，不知所措。嘉道理这时望向父亲，递个眼神。父亲识趣，用宁波话向许老板道：“贺理士是犹太人，你晓得的！”许老板恍然大悟。“ 犹太”在上海话里，就是“孤寒”（吝啬）的意思。许老板即时换上高级料子中，最低等的品牌，嘉道理笑逐颜开，问做多少套？举起右手食指，说：“Only one suit! Thank you!”父亲哑然失笑，他要嘛不做，一做，来回两、三套，打开衣柜，西装逾五十套。五十多年了，往事如云烟，提笔记故人，人亦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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