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上海进行了全市核酸检测。回想起这一天支援封控社区的经历，范婷的心情仍难以平静。
范婷是杨浦区发改委的工作人员，4月4日凌晨，她接到区委组织部的紧急电话，动员机关党员组成一支应急队伍，前往五角场最危急的封控社区支援。4日一早，38名和范婷一样的机关党员分成4个小组，兵分两路来到国权北路和武东路两个居委。
支援队进入“最危急小区”
作为第一组组长的范婷到达国权北路小区时，才了解现场的特殊性和危急程度。“小区位于杨浦和宝山的交界处，位置比较偏僻。小区很大，有22栋楼，人员结构复杂，有老教师、年轻租客、外国住户，且老龄化程度严重，管理难度非常大。”
更大的困难在于，小区的22栋楼里有4栋是“阳性楼”，很多居委干部和志愿者都被封控在楼里出不来，小区的日常运行临近瘫痪。
范婷和队员们来到居委会时，仅剩没被封控的居委书记和两个居委干部已经连续通宵加班了好几天。“4日当天，上午要给居民发放抗原试剂，下午要进行核酸采样，但是小区里连基本的人员信息表都不充分，现场分发抗原试剂和核酸检测维持秩序的人员严重不足。”
于是，支援队从统计每一栋楼的实际居民人数入手。“小区里仅有人口登记表，但与居民的实际居住情况出入较大。”队员们挨家挨户登记整理人员信息，一张张人员统计表是在一辆摩托车的后座上写出来的。
“其实我们都担心有风险……”
在发放抗原试剂的过程中，范婷在一户四楼的居民门口敲了半天，没有应答。邻居说这里住着一对老人，他们耳朵不好，经常听不见。队员们一直坚持，又打了好几次电话，最后门开了，这是一对80多岁的教师夫妇。
“我们没有做过抗原，不知道怎么做。”老人有些为难。“上面有说明书，您可以对照着做。”志愿者说。“可是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老夫妻的子女都不在身边，显得很无助。范婷只好站在门口，一步步教老人做检测。“把棉签放进试剂里搅动五圈后需要等15秒左右。”老人家认真地看表，数了20秒。等测出结果是阴性，范婷才离开。
“其实这样近距离地与居民接触，我们都有点担心会有风险。”事后范婷心有余悸地说。“这个社区的阳性感染者较多，前一天核酸检测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检测异常的人员还没有进行隔离。老人当时没有戴口罩，防范意识较弱，我们都有点担心。但是看到老人家很无助，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忙。”
到了下午，小区内除了抗原检测异常和已筛查出的阳性楼居民以外，其他居民要进行核酸采样。通知居民下楼的工作又给志愿者们出了难题。“小区的设施老化，很多居民家的门铃都坏掉了，我们只能按邻居的门铃开门，然后逐层爬上去敲门通知居民下来。”
支援队一直忙到晚上才离开封控社区，防护服内全身湿透。“我们也担心有风险，但是作为党员，这种时候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范婷说。
区级机关紧急招募志愿者，得到迅速响应
上海五角场作为上海城市副中心、市级商业中心，不仅常住人口多，还有众多商圈、楼宇、园区，疫情防控难度较大。在得知街道的难处后，杨浦区委组织部的社会动员组于3月31日发出招募令，全面排摸机关单位中，住在本区的、可以出来支援的机关干部，列入储备名单，随时待命前去支援。
原定30人的招募计划在三天内就实现了105人的超计划满员。“4月3日全市核酸检测前夜，虽然已经晚上11点了，但随着区委组织部的招募令下达，两批次的53名党员迅速响应。”五角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胡星说。
连夜集结的队伍由25到45岁青年在职党员组成，只过了5个半小时他们就出现在了支援现场。经过就地培训后，来自不同区级部门的同志们被编入4个组，与刚刚相识的组员们投入并肩战斗。
来自杨浦区财政局的仲建华发挥特长，改善了小区的快递运送方式。一名国际贸易公司的员工陆灵主动报名参加“双语志愿者”，协助核酸检测小组给外籍居民采样。杨浦区生态环境局的樊军文说，这次难忘的大白经历让她切实体会到基层工作的辛苦，更理解在社区防疫的同时，安抚群众焦虑情绪的重要性。
上海市人社局干部严波是协助医护为卧病在床等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采样服务的“上门组”组长，他带领7名组员在社区卫生中心开展专业培训后，每天都进行10小时高强度工作。“穿着‘大白’走楼梯不方便，为了节省防护装备也不敢多喝水。”严波的妻子也在五角场小区内做志愿者，夫妻俩一起为抗疫贡献力量。
栏目主编：周楠
来源：作者：黄尖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