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潘奕霖:我的《演员》,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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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早晨,我在父亲的书房翻阅着父亲的一本本影集,那是家族的记忆,照片中绝大多数我并不陌生。但这一次,我翻开一本小小的影集,一张照片突然滑落下来,我拾起一看,是一张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明星照,谢芳留着单辫,目光灼灼,显然,那是《早春二月》的定妆照。此时,妈妈走了进来,我说,我爸真是个“文艺青年”啊,我妈说,可不,你爸当年就是爱看电影。

导演潘奕霖:我的《演员》,我的父母

小时候我住的那个部队大院每周会有一两次新电影的上映,我爸带我去看电影的路上,总会给我介绍这部影片的背景,这一幕我的记忆特别清晰。他走路飞快,语速也快,我听得津津有味。也许,我就这样喜欢上了电影。后来,我从事了与电影有关的工作。

导演潘奕霖:我的《演员》,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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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来在父亲书房看到泛黄的、谢芳的明星照,我也觉得有意思,这是那一代人的交流方式。而张目、谢芳这对银幕伉俪与我的父母年龄相似,这也是让我感到亲切的地方。

这些与艺术家们工作上的交流,平时很少与家人沟通,但那次拍摄于蓝,我是特别想跟家人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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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我有点愣住了。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面对死亡的态度,如此豁达,又如此无畏….,甚至,有点是向未知的死亡发出挑战。然后,我的嗓子眼感觉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这毕竟是一个女子,此刻的她是个瘦小的老太太。是谁,给了她如此的能量,让她在漫长的人生中如此坚定,又如此平静?

那一刻,我坚信了我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人都有在变得越来越老的至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青春,以及你爱过的那个人。每个人,或许都可以从别人身上寻找那个当下、过去或未来的自己。

当晚,我再次捧读我能拿到的于蓝的全部传记或自传,我读到了一个章节: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于蓝推开窗户,看到她的丈夫田方与好几位延安的精壮青年一起打安塞腰鼓,欢庆胜利,这一幕非常有画面感。我决定在我的电影里还原这个情节:摄制组得去延安拍摄。

在疫情比较严重的2020年的二月,我有时会来到朝阳公园散步,同时思索我这部电影的命运。春节后的一天,下了很大的雪,我再次来到公园,偌大的公园里,除了我,远处只能看到一两个人,天地一片白茫茫,世界显得肃穆与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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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之前,我跟病床上的父亲谈起了于蓝,谈到她跟我说的一些话。我的戎马一生的父亲,许是无法接受自己长期卧床的现实,在治疗上、情绪上一度有些悲观,母亲,和我们这些子女也希望他心情上有所舒缓,我就慢慢说着,似也感觉到老爷子微微点头认可,以及他眼神中流露出的不一样的光亮。

然而几个月后,还是传来了于蓝辞世的消息。这是我拍摄她之后的23个月。我在等待死神的到来…”,她不难过,她去与田方在天上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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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他们,就是想让他们当下的风采常留大银幕!他们青春的样子,在那些五六十年前的、杰出的电影作品中已经被镌刻了,但是,无论是个体上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还是群体上作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他们老去后的生活、状态、所思所想,是否也值得留住?今天的他们、和黑白胶片上他们最耀目的电影段落交错产生的视觉震撼有时也惊到作为导演的我。老去的他们依然如此有魅力,也许,这是电影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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