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先生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
她的家族和师友中，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她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们，那些不同信仰、不同家世、不同性情的青春生命，各自有着令人唏嘘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因为长寿，杨苡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荣辱浮沉，生老病死，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
杨苡原名杨静如，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也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铁凝语）。作为译者，她首创了“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她的翻译至今仍是这部名作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和夫人戴乃迭一起，被认为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姐夫罗沛霖是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丈夫赵瑞蕻是外国文学专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起人之一，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最早翻译了司汤达的著名长篇小说《红与黑》。
今年，由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历时10年整理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市。这也是103岁杨苡先生唯一的口述自传——从1919年走向今天，杨苡的人生百年，也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
20年，一场抵抗遗忘的对话
南京大学家属区的小院落里，长着枝繁叶茂的石榴树与腊梅树，白色的小铁门旁，蓝色风铃伴随着微风发出阵阵清脆的声音。屋内，木桌子上铺着白底花纹桌布，柜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猫头鹰玩偶，小收音机里正放着节奏舒缓的《You are my sunshine》。杨苡靠在椅子上，与来人分享她喜爱的歌曲，“我晚上也是11点多睡，听着老歌，我喜欢的老歌，都是那个时候，托塞利的小夜曲呀，这是他们那个时候（唱的）。”
自1996年起，就在这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里，她与余斌完成了这场长达20余年的谈话，以倾听与记录的方式抵抗遗忘。
据余斌回忆，那一年，杨苡先生知道他写了一本《张爱玲传》，托人告诉他想借一本来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
从这以后，余斌变成了杨先生家中常客，听杨先生讲述那些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家人、朋友、师长……她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做传。杨苡说，人的一生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
在杨先生的回忆里，那些有名人物，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另一面。吴宓是西南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她感念的恩师，但更清晰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从破棉袄里掉出棉絮的画面……
杨先生打趣说：“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
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说到翻译《呼啸山庄》也是“好玩”。“当年翻这本书时，窗外乒乒乓乓刮大风，我就嘴里wuthering heights、wuthering heights念着玩儿，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我一直觉得翻译就是好玩。”
谈笑归谈笑，余斌写成的稿子，她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看，从内容的删除到人名、时间的订正，甚至包括语句的修改，都会细细批注。但随后又会给余斌交代，“你不改也无所谓”。
巴金与“大李先生”
对于杨苡而言，巴金是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
17岁那年，正逢“一二·九”运动爆发，在一团苦闷之中，杨苡开始给自己崇拜的巴金写信，“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相像了。我最强烈的冲动，就是像《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到广大的世界去。”
很快，她便收到了巴金的回信。“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总想大笑，又怕是在做梦。”
也正是巴金的介绍，杨苡认识了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也便是这本口述自传里反复出现的“大李先生”。
大李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半年时间里，杨苡收到了大李先生的四十多封信。她给巴金写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更多是一些小女生的日常流水账：吃了什么，到哪里玩，遇到什么人……
与大李先生的通信，成为杨苡少女时代的小秘密，她把这些信件都编上号，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
大李先生喜欢音乐。有一段日子，每到下午一定时间，杨苡就会把房间里对街的窗户打开，在留声机上大声放唱片——大李先生每天都会经过这里，那音乐就是放给他听的。
这一段暧昧关系，到底是不是“恋爱”？直到现在，杨先生自己也说不清，这或许成为了她的一个心结。她有时候会说，“我们年龄相差很大，不过这个年龄差在现在也不稀奇。”但有时候又会说，“我们碰都没碰过，外面说我们在谈恋爱，多恶心啊。”
自杨苡去昆明读书后，她与大李先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杨先生说，他们曾一起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我傻乎乎问了句，你呢？他叹口气说，我迟早也是要走的。”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1938年7月7日，19岁的杨苡离开天津，前往昆明，由此开启她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联大的日子是清苦的，杨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张小破桌。雨大的时候，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就成了透明的门帘。但生性乐观贪玩的杨苡反而以此为乐，“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甚至巴不得淹上一次才来劲”。在一片雨声当中，她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唱：“雨！下雨啦！听那淅沥的雨点敲打着门窗！”
在杨苡的记忆里，联大的生活也尽是些好玩的“八卦”，就像余斌所言，杨苡似乎一直有一种女生的状态，“如果她的同龄姐妹们还在，她能马上回到学生时代，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讨论当年谁喜欢谁，哪个女孩最好看，哪个男孩最有才华。”
比如联大课堂，虽然给同学们上课的都是名人，但杨苡却说，女生们最期待的是闻一多和陈梦家，因为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讲白话散文，但他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
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吴宓给大家上“欧洲文学史”，杨苡记得的却是吴先生这样的模样：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走进教室，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大家笑了又笑。一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斯那段恋情，吴宓还直接对着空中大呼“Oh！Beatrice！”
杨苡同宿舍有个女孩叫陈蕴珍，和她一样是巴金的粉丝，也给巴金写过信。命运很有趣，这个女孩后来改了个名字叫萧珊，成了巴金的妻子。她们还有一位室友，叫王树藏，是萧乾当时的女友。三个女孩成了极好的朋友，经常“三人行”。有一次去沈从文和张兆和那里，结果把林徽因带来的大肉包子“一个又一个”地吃了。沈从文告诉她们，要读“生活”这本大书，让她们想家了就到这儿来。
和天津相比，虽然当时昆明的房子和街道都很老旧，但对于杨苡来说，记忆里的云、树、山、水，还有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都让当时的她感到新奇又快乐。她说，当时在云南看到的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她还会梦见。
“簪缨之家”的故事
近年来，有不少媒体记者拜访杨苡先生，但让她颇感苦恼的是，写到她的稿件总是“喜欢拿‘贵族’说事儿，很烦。”她希望别人眼中的她，是“不高不低”的普通人的模样。
但也怨不得后辈们对杨先生格外尊敬。正如《读库》主编张立宪所说，杨苡的家庭是所谓“最后贵族”“簪缨之家”。杨苡的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中国银行行长。
杨苡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她的家庭和巴金的《家》非常像，“因为我祖父也在四川做过官，就跟他们家像得不得了。他们家有鸣凤，我们家有来凤。他们家有老爷太太，我们家也有老爷太太。我祖父的画像是齐白石画的。”
“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只活了两个，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没有儿子不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杨苡的母亲生下了杨毓璋唯一的儿子。算命先生说，这个男孩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但他会克父克兄弟。5岁时，男孩的父亲去世了。这个叫杨宪益的男孩后来成为了中国著名翻译家，他写了一本英文名自传，叫《White Tiger》，即《白虎星照命》。
父亲去世之后，姑妈让杨苡的母亲殉节。母亲回答：“我干嘛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孩子们果然都没有辜负她的期望。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了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一个又一个高峰。
杨苡的客房里挂着一幅字，是她上世纪90年代初让好友俞律挥毫留下的两行鲁迅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相比于传奇与成就，杨苡更看重她的“日子”，及其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
1999年，84岁的赵瑞蕻病逝于南京；2009年杨宪益去世，终年94岁；2017年12月，杨敏如离世，享年102岁。“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些在杨苡百年人生中次第出现的“许多人，许多事”，都成为了“可感，可念”的回忆。
杨苡说，母亲以前说，要出书就要出巴金那样的，但这一本《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我母亲应该会满意。”高兴之余，杨先生眼含热泪，无不遗憾地叹息，“可惜母亲看不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段雪莹 实习记者 毛渝川图据译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