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咸秦·江汉
——李白籍贯和家世渊源考辩
郭瑶琴
[摘要]通过对李白作品和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分析,考证了李白籍贯和家世渊源,回答了研究者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
[关键词]金陵;咸秦;江汉;世家
李白在30岁时所作《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里,曾自叙家世道:“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少长江汉。”千百年来,对于李白的这一段自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明代胡应麟斥之为伪作;清人王琦以为其中“必有缺文讹字”;郭沫若先生以为“咸秦”是“碎”之讹;至于“少长江汉”这句关系到诗人青少年时代生活地方的话,人们更是避而不谈。本文拟就李白自叙,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本家金陵”
要想正确理解这句话,需要首先肯定李白的籍贯和家世渊源。关于李白的籍贯和家世渊源,诗人在《上韩荆州书》中自称为“陇西布衣”,在《赠张相镐》诗中说:“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李阳冰《草堂集亭》中说:“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嵩九世孙。”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记载:“白,其先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代孙也。”由诗人的自叙和李阳冰、范传正的记载可知:李白的原籍是陇西成纪。他的“为汉边将”的先人指汉代名将李广。李广为秦将李信之后。查《史记·李将军列传》,知李家“故槐里,徙成纪”。按:槐里即秦废丘,汉置槐里县,即今陕西省兴平县,故城在兴平县东南十里。成纪,汉所置县,初属陇西郡,故去陇西成纪。汉陇西郡,在今甘肃省东部。成纪县就是现在的甘肃秦安县,故治在今秦安县北30里。关于“徙成纪”的原因,查《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知李广的曾祖李仲翔,汉朝初年为将军,讨伐叛羌,寡不敌众,在陇西狄道败死;仲翔之子伯考奔丧陇西,葬仲翔于此,李姓遂以陇西为家,成为世代居住陇西的右姓大族。
唐代人习惯重视郡望,李氏十三望,陇西为第一。所以李姓之人多自称是汉将李广之后,源出陇西。今人遂据此断定李白的原籍不是陇西成纪。这种没有确证的推论,是靠不住的。既然诗人自己和李《序》范《碑》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在拿不出确证来证明诗人原籍究竟是何处的情况下,还是依之为是。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载李白为凉武昭王李九世孙。查《晋书·李歆传》,知李广传十六世至李歆。李歆是十六国之一西凉的建立者,公元400～417年在位。李阳冰作《草堂集序》时,李白正在他那里卧病,此《序》李白可能过目。《李白新墓碑》的作者范传正,又是李白的朋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在《李白墓碑》中记李白为凉武昭王李歆的九世孙,是根据李白子伯禽留下的手疏。这些记载应该说是可靠的。今人根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中没有李白一支以及李白诗文中称谓行辈多自相矛盾这二点,遂断言“李白出于凉武昭王之后”为“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云云。其实拿《新唐书》的记载和李《序》范《碑》两相比较,应该说李《序》范《碑》的可信程度更大些。至于李白诗文中行辈称呼多自相矛盾,恐怕主要是因为应酬之辞,未加详论所致。如果李白存心作伪,他倒会认真地去考究一下对方的行辈,为了让世人相信,他断不会在称呼上闹出许多矛盾来的。在没有确证否定李白是李歆九世孙之前,还是尊重诗人的自叙和李《序》范《碑》的记载为妥。在确认李白为陇西成纪人(原籍)、李歆九世孙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解释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称的“本家金陵,世为右姓”了。
金陵,本是楚邑名,战国时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灭越后置,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东晋都建康(即今南京市),王导谓“建康古之金陵”。可见在东晋初,金陵已成为建康的别称。西晋亡后,立国于西北地区的前凉设置康郡;前凉亡,西凉李亦设建康郡,故城在今甘肃酒泉与张掖之间的高台县南。前凉张轨、西凉李都是汉人;张轨原是西晋的凉州刺史,李在名份上拥戴远在江左的东晋皇室。他们在自己割据的地区内设郡,用东晋都城建康来命名,表现了对晋室的朝宗,对故国的怀念。既然东晋都城建康别号金陵,西凉的建康郡似亦可用金陵来称呼。李白既然是西凉国主李的后人,那么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便自称“本家金陵”了。这种自称正如“陇西布衣”“本家陇西人”一样,是就其祖籍大致所在来说的。它与李《序》范《碑》中记载的“陇西成纪”并不矛盾;同时,这种自称又证明了李白确实是李之后。《晋书·李传》中说李氏“世为西州右姓”,这也就是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称的“世为右姓”的依据。
二、关于“奔流咸秦”
李白先世“奔流咸秦”的原因是“遭沮渠蒙逊难”。“遭难”指的是沮渠蒙逊攻灭西凉、李白先世所遭受的亡国之难。李在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为众所推,遂后启霸图,在敦煌、酒泉一带兵不血刃,坐定千里,进号凉公。公元417年,李死,子李歆即位。歆攻后凉沮渠蒙逊,败死,弟敦煌太守李恂继立。沮渠蒙逊破敦煌,屠城,西凉国亡。事在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据《晋书·李传》记载:沮渠蒙逊破西凉后,李歆诸弟李翻、李预、李密、李眺、李亮等曾奔亡敦煌,与敦煌太守李恂弃城出奔北山。后李恂受郡人宋承、张弘推举,又回敦煌,及蒙逊屠城后,李歆的儿子重耳脱身奔亡到江南,仕于刘宋。李翻的儿子李宝等被徙于姑臧(今甘肃武威),后奔于伊吾(今新疆伊吾)。其时蒙逊屠城,大难临头,李子孙星离云散,其中有一支出玉门关,奔往西域(广义的西域),即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的“奔流咸秦”,也是完全可能的。这里关键是对“咸秦”二字的理解,也就是说,“咸秦”一词究竟是指代什么地方。王琦未注,其他李白研究家亦多未涉及;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一章里,为了证明李白出生于碎叶的说法,作了这样的推论:咸秦地望,注家不详所在。如为建都咸阳之旧秦,则与条支、碎叶等相抵触⋯⋯“咸秦”必系讹字,盖因原字蠹蚀破坏而后人以意补成之。余意“咸秦”当即“碎”之讹,碎字左半包含在“咸”字中,字下部也包含在“秦”字中。
其实,对“咸秦”二字与“碎”二字的字形进行比较,差别十分明显,不可能因为字形相近而造成讹误,释“咸秦”为“碎”,似觉勉强。“咸秦”当然也不会是建都咸阳之旧秦。“咸秦”并非讹字,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是以之指代其祖上奔窜的地域,它与碎叶、条支亦不相抵触。试述于下:“咸秦”的“咸”在这里指“咸海”,唐时又称大清池或热海。“咸海”即今之伊塞克湖,在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或指今之咸海,当时何称不详,在今前苏联乌兹别克境内)。李白在此举出“咸海”,是让它指代自己的祖上在遭沮渠蒙逊难后,奔窜逃避的地域方位。在我国古代的诗文中,有以山川湖海之名来指代一个地区的语言习惯。李白的诗文中,也往往用“海”来称某一地区,如《上安州李长史书》中,作者叙述自己的旅游行踪时这样写道:“远客汝海,近还郧城。”文中的“汝海”即指汝州一带,李白在开元十五年,即公元727年曾经湖北襄阳前去游览。再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篇末,作者表示自己有西入长安的念头时说:“西入秦海,一观国风⋯⋯何王公大人之门,下可以弹长剑乎?”据王琦注,古秦地曾为陆海,作者在此用“秦海”代表唐都长安所在的古秦国之地。由上例可以看出,李白在为文时有用海名来代称某一地区的语言习惯,《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咸”即“咸海”,作者取此海名省称以之指代西域。
“咸秦”的“秦”当指大秦。大秦即罗马帝国,曾是西方最强盛的国家。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武帝就曾派使前往大秦(当时称黎轩);公元97年,班超亦曾派副使甘英使大秦。这说明我国人民很早就知道大秦这个西方大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皇帝安敦派遣使节,来到东汉都城洛阳,馈赠汉桓帝以象牙、犀角、王毒王冒等礼物,汉桓帝亦厚礼款待。三国时,东吴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国商人秦论到达吴都建康,向孙权详细介绍了大秦的“方土谣俗”。西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大秦皇帝又遣使节,到西晋都城洛阳访问,并馈赠方物。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袭为东西两部,其后,大秦一号即专称东罗马帝国。关于大秦的情况,隋唐以前,我国的史书中就多有记载,除《魏略》、《梁书·诸夷传》的记述外,《后汉书》、《晋羽》、《北史》中都列有《大秦传》专记其事。隋唐时期,两国的接触更加频繁,了解进一步加深。当时又称大秦为拂,隋朝除对其有文字记载外,还有西域僧人迦佛陀画的《拂国人物图样》二卷。据史载,唐朝前期,从公元643年到公元742年,大秦凡来聘7次。其中公元643年1次,唐太宗曾发玺书答礼,并回赠丝织品。大秦使节的多次来聘,我国史书中对大秦情况的许多记载,都说明了两国人民很早就已经互相了解。大秦知道中国是东方的一个国家统一、户口众多,天之下、地之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和它为敌的强国。[3]我国古代人民也知道大秦是西方一个“有小城邑合四百余,东南西北数千里”,“小国役属者数十”,“其土平正,人居星布”的大邦。
可以断言,这一切对于李白那样从小熟读经、史、子、集,学问淹博又极富好奇心的诗人来说,当然是会闻知的。因此,李白在《上安州长史书》中叙自己的祖先遭难奔亡时,就自然地拈来这个“秦”字,与前面的“咸”字结合起来,组成“咸秦”一词,共同指代其祖先避难的地域。李白在这里没有具体写出其祖先在西域生活的具体地点,而只是用“咸秦”一词指代其“奔流”的大致方位。“咸秦”所指代的地域与“条支”“碎叶”并不矛盾,如果李白的先人奔亡后生活的地点亦即李白的生地确是唐代条支督都府的碎叶城的话,“咸秦”所指代的广大西方地区,当然是包括条支、碎叶在内的。它们并不互相排斥,互相抵触。李白的诗文多着眼宏观,想落天外,“五岳为辞锋,四海作胸臆”,不受事物琐细之处的拘系。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以“咸秦”指代其祖先奔流之地的作法,正符合诗人在其创作中表现出的一贯的浪漫豪放的作风。如果有人说,大秦远在极西之地,与李白祖上避难的条支一带有何干系?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李白的笔触多表现无限辽阔的宏观世界,兴之所至,天地山川,江河湖海,日月星辰,云神霓仙都可以驱入笔底,摄进词章。在这里(指《上安州裴长史书》),诗人既然知道西方有大秦这样一个名动东土的国家,从而把它遣来,用它来指代西域之地,有何不可能呢?还有,诗人既在前举出了西方的咸海,紧接着又举出了西方的大秦国,“咸秦”相连,共指西方。这也与历史上关东人士称函谷关以西旧秦之地为咸秦有关。从地理位置来说,就关东而言,建都咸阳的秦国地在西方,人们以“咸秦”来称之。就李白而言,其祖先奔窜之地也是在我国的西方,同是西方,恰巧后者水有咸海之名,国有大秦之称,诗人忽发奇思,信笔写来,取咸海之“咸”,大秦之“秦”,成“咸秦”以指代不也是入情入理的事吗?正由于这个缘故,作者文中的“咸秦”一词读来并不觉得生涩,给人以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不过,话说回来,人们对“咸秦”一词的不解和误解,也正是由此一层原因造成的。综上,可以这样说:像历来注家那样回避“咸秦”,不作解释,是不应该的;把“咸秦”说成“碎”的讹字,也是颇觉勉强的,对“咸秦”二字作如上的理解,揆以情理,还是可以说得通的。
三、关于“少长江汉”
对于“少长江汉”句,王琦注本无注释,古今研究李白的专家都没有正面解答这一关乎诗人青少年时代生活地方的问题。据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记载,知李白一家是在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从西域内归,回到剑南道绵州郡,并客居于绵州之昌隆县,遂以此为家,时李白年五岁。此后直到开元十三年出峡为止,李白的足迹不曾离开过蜀地。其间李白虽到成都、峨嵋等处游历,又从赵蕤学纵横术,从东严子隐居,但大部分时间是在绵州昌隆县家中度过的。“少长江汉”与诗人青少年时代实际的生活地点不符。唐代剑南道绵州郡昌隆县,就是现在的四川省江油县,在成都以北。流经江油县的涪江汇嘉陵江后入长江,从水系来说江油属长江流域,它和长江还是能取得一些联系的,但它和汉水却是了不相涉的。汉水源出陕西,入湖北在汉口注入长江。剑南道的绵州昌隆县,也就是今天四川北部的江油县,无论如何也和汉水拉不到一起。尽管李白在上文叙其祖先奔亡之地时,大而言之,没有确指,但那是因为时间既久且是祖上之事,不须详指;再者,其祖先从西凉国亡出奔到唐中宗“神龙之始”,其家才“归于蜀”,中经200余年,历数代人,恐怕他们在西域居住过的地方可能不止一处,因此也无法确指,李白只好取“咸秦”以指代其大致方位了。可是这里就不同了,因为“少长江汉”四字,是诗人自叙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地点,应该是确确凿凿的。因此,这里的“江汉”二字必有讹误。考地名的沿革可知:昌隆县所在的绵州郡,是汉朝广汉郡故地。后世称前代盛隆,往往汉唐连谓;而在唐朝,人们有朝冠汉号,地呼汉名以代时称的语言习惯。此类例子在李白和其他唐人诗文中不难找到。如高适《燕歌行》开篇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此处“汉家”“汉将”实乃“唐家”“唐将”。又如白居易《长恨歌》首句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句首“汉皇”指代唐明皇天子。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句,“广汉太守”即绵州太守;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中“神龙初,潜还广汉”句,“广汉”亦是指绵州。这两处都是以汉朝的广汉旧名来代唐朝的绵州时称。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少长江汉”中的“江汉”二字必为“广汉”之讹。李白在此自叙一定是用家乡的旧名“广汉”来代当时的郡名绵州,“少长江汉”应是“少长广汉”,这样才与李白在绵州家中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实际相符合。这个讹误不会是诗人自己造成的,出现讹误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江汉”二字常连用,转抄者没有仔细核对原文,误书“广汉”为“江汉”;二是“广”“江”二字同属一个韵部,读音差异不大,致使“广”误为“江”。
要之,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自叙,从“本家金陵”到“奔流咸秦”到“少长江(广)汉”,正符合诗人的家世渊源经历及个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续笔丛》中因《书》里有“金陵”二字,不细加考究,便斥为伪作,自属武断;而清王琦在《李太白全集》注中“自‘本家金陵’至‘少长江汉’二十余字,必有缺文讹字”的说法,恐怕也难以成立:“讹字”虽有,并无“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