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黛丽赫本，用爱和优雅治愈了这个薄情的世界

1929年7月4日，奥黛丽·凯瑟琳·赫本·拉斯顿（Audrey Kathleen Hepburn Ruston）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国外银行家，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之前有过一次婚姻，生育有两个儿子），拥有“男爵”头衔。……出生后才六周，小赫本就患上了严重的百日咳，奄奄一息。母亲艾拉·凡·赫姆斯特拉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上帝比医生更仁慈更万能，没带女儿去看医生，而是在家中虔诚地祈祷。赫本的小身子逐渐发紫，艾拉拼命地拍打她的小屁股。奇迹发生了，没有依靠任何药物，没有医生的救助，赫本又苏醒了过来。

缺乏父亲庇护，在战争中度过的青少年时期

刚满六岁，赫本无忧无虑的童年便戛然而止。有纳粹倾向的银行家父亲罗斯顿决意离开艾拉，赫本后来跟着父亲在国外伦敦呆了4年。1939年，“二战”拉开了序幕，父亲要去追逐他的政治理想，10岁的赫本被送上前往荷兰的飞机。这是第一个留给她背影的男人，却不是最后一个。“他就这样走了出去，永远也不会回来。”自那一别，父亲这个角色永远地从赫本的人生里缺了席。

回到了荷兰，赫本进入荷兰安恒音乐学院（Arnhem Conservatory）学习芭蕾舞，这成为影响她一生的兴趣爱好。纳粹横扫欧洲，赫本居住的小城也沦陷了。谣传母亲艾拉的家族带有犹太血统，家族财产都被德军没收，而赫本的舅舅更是被送进集中营后处决，从小一起玩猜字谜游戏的两个哥哥，一个被劳改，一个上了战场。赫本母女俩被迫过着贫困的生活，没有面粉，只能吃着用豌豆粉制作的面包。赫本咽下郁金香的鳞茎，哄骗自己的胃把它当成蔬菜。母亲要赫本终日躺着降低消耗，靠看书，以及大量喝水来暂时忘却对食物的渴求。由于总是吃不饱，赫本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

没有父亲，没有吃的，甚至没有一张可以安然入睡的床铺；赫本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被押上送往集中营的火车，吓得她不得不在废弃的地下室里躲了整整一个月。直到这座城市解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和红十字会一起进驻，向居民提供食物、药品和服装，终于得救了。

芭蕾舞成就了赫本的优雅，也险些要了她的命

赫本从小就练习芭蕾舞，梦想是成为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即便是战争困难时期她也在继续练习芭蕾。1948年，赫本随着母亲一起从荷兰来到了国外的伦敦，当时她们的全部财产就只有省吃俭用存下来的100英镑。赫本一开始想进入芭蕾舞学校继续深造，但在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她被告知她已经错过了系统地练习舞蹈的最重要年龄，再加上她的身高已经超过芭蕾舞演员的总体标准，所以此后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达到首席舞者的高度了。

“我的梦想怎么办？”赫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往床上一躺，对未来毫无头绪。那些在战争和饥饿时支撑她活下去的梦想，一下子都消失不见了。19岁的赫本暗自下决心：如果不能够成为最出色的舞者，那么就努力在其他领域中最出色的人。赫本开始做兼职模特补贴家用，参与歌舞团的演出，同时参演一些电影。

从负责讲解的空姐，到瑜伽女学生，从女店员，到电话接线员，她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角色……直到1951年，22岁的她接到了犯罪电影《双艳姝》的拍摄邀请——那是她第一次以女主角的身份主演电影。有了一定知名度的赫本随后接演电影《蒙特卡洛宝贝》，在赴国外拍摄取景的时候，被国外著名作家克莱特看中，邀请她出演百老汇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这部剧在国外百老汇连演了219场，赫本还因为自己的表演才能获得了托尼奖（国外话剧和音乐剧的最高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因为出演《双艳姝》，赫本被推荐给了著名导演威廉·惠勒。惠勒在看了赫本的试镜小样后，觉得她非常适合主演自己即将开拍的浪漫轻喜剧电影——《罗马假日》。在这部电影中，安妮公主这个角色似乎是为奥黛丽·赫本度身订制：美丽、优雅、天真、善良、活泼，赫本几乎只要本色出演，就将一个高贵雍容，但又美丽率真的公主呈现在了公众面前。

结果奥黛丽·赫本和电影一炮而红。在1954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罗马假日》获得7项提名和3项大奖。23岁的赫本摘取了分量最重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成为奥斯卡影后的赫本，自此开始片约不断。她陆续接演了包括《龙凤配》（第27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黄昏之恋》、《翠谷香魂》、《修女传》（第32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等一系列电影，知名度大大提高，片酬也一路看涨。但真正让赫本继《罗马假日》之后，在电影史上奠定地位的，是1961年主演的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在这部电影中，奥黛丽·赫本穿的那条纪梵希小黑裙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一举成为时尚界的一个标杆。

1967年，奥黛丽·赫本主演了由其丈夫制片的的惊悚电影《盲女惊魂记》上映。赫本在这部惊悚电影中展现了精湛的演技，她为了能扮演好盲人这个角色，在拍摄中全程甚至可以保持不眨眼。而这部电影也为她第五次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之后，38岁的赫本却突然宣布了息影。

爱情和婚姻，让赫本“浑身是伤”

奥黛丽·赫本之所以选择告别影坛，是因为爱情和婚姻。

赫本的第一段感情发生在她21岁，当时她的男友叫詹姆斯·汉森。在赫本主演的《金粉世界》音乐剧巡演进行到第四场的时候，她宣布将在巡演结束后和汉斯结婚。然而在此期间，《罗马假日》大获成功，赫本开始片约不断，两人聚少离多，再加上赫本的母亲极力反对这门亲事，最终，赫本宣布与汉森解除婚约。

赫本的第二段感情发生在1953年，对象是《罗马假日》中男主角格里高利·派克介绍的国外剧作家梅尔·费勒。梅尔·费勒大赫本十二岁，大多人都不看好，包括赫本的母亲艾拉。《罗马假日》后，赫本已经是万人追捧，百万美元片酬的荧幕新星；梅尔名气远不及赫本，有过两段婚史，几个孩子。心理学上，赫本这是在寻找“迟来的父爱”。幼年时期父爱缺失的她，更倾向于仰慕那些比自己时尚、霸道和处于掌控地位的男子。

奥黛丽·赫本真的想当一个好太太，好母亲，但事业和家庭不可能兼顾。赫本早已预想到丈夫会因此而心理不平衡，为了稳固婚姻，她愿意牺牲，小到她吃的东西，大到她所拍摄的影片，全部都被牢牢束缚，赫本四处隐忍克制自己的光芒。她对导演发话，没有梅尔参演的电影，不演。由于童年时营养不良造成的体弱多病，赫本在经历了两次流产之后，终于在1960年生下了儿子西恩。然而，梅尔却在这之后，不忠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男子女演员。1967年，赫本终于清醒意识到，梅尔对她的控制远多于爱。《盲女惊魂记》结束之后，赫本与梅尔·费勒13年的结婚生涯画也上了休止符。

心碎的赫本踏上了前往希腊的游艇旅行，在那里，赫本遇见了第二任丈夫——安德烈·多蒂。多蒂是一个意大利人，心理医生，小赫本九岁。15天的游艇之旅，多蒂用了浑身解数让赫本卸下心防，同时也把他的花心多情天性完美伪装起来。对爱情仍留有幻想的赫本，招架不住，轻率地答应了他的求婚。已息影的赫本这一次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段婚姻中，“我终于得到幸福了。我不再拍电影了，今后我要专心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陪丈夫逛街，送孩子上学，生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卢卡。

然而，赫本又一次失望了。在婚后规矩了一段时间后，多蒂露出了花花公子的本色，他与各类女演员、女模特甚至应招女郎在夜总会、脱衣舞俱乐部中被拍下的照片，经常被登在报纸的头条。多次挽回无果的赫本，于1981年与多蒂低调地办理了分手手续。两次婚姻的结束，谈不上谁对谁错。两个灵魂无法融合，在一起只会增加彼此的悲伤。

直到遇见荷兰演员罗伯特·沃尔德斯，赫本的自我才得以安放。两人并没有结婚，但赫本想要的，罗伯特毫无保留地都给到了。1975年，46岁的奥黛丽·赫本宣布复出影坛。八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电影界却已是天翻地覆。赫本还是很快适应了这一切变化，她又主演了《罗宾汉与玛丽安》、《血统》、《哄堂大笑》等电影，都获得了不俗的口碑。但晚年的赫本，找到了一项更有意义的事业。

大道至简，当个好演员

赫本很早就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当她功成名就，终于寻访到当年抛下她和母亲的父亲。曾经用二十年的时光渴望相见、渴望扑进他的怀中的那个男人，见面时已是沧桑老人，一脸淡漠的骄傲。赫本等待了几秒钟，而他没任何反应，既没有走上前来，也没有张开双臂。于是赫本走上前，主动拥抱了父亲。他没有道歉，她也不再需要。她的心结已了，那个在梦中想要父亲的小女孩，永远地长大了。

赫本一直遵循自己的信仰，相信简单的力量，这种信仰能够将任何事情都还原到本质：真诚、善良、慈爱。不管是拍戏、出席派对还是处理人际关系，“做那些最需要你做的事情，清楚地知道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的太多，不但什么都得不到，而且会把你的生活搞得复杂劳累。”当大儿子跟她谈论自己喜欢一个女孩，不幸的是，这个女孩似乎心另有所属。赫本安静地听完整个故事，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你最好把精力放在你的学习上，因为如果你没有通过考试，那么你很可能要遭受两次打击。”

如何成为一个好演员？你需要出色的剧本，出色的理解力，出色的演技，也许还需要用到面部肌肉。对于赫本来说，这些都不难“只要你经历过，感受过，你就可以表演出来。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充满喜怒哀乐的戏剧”。赫本不是任何一个教派的狂热追随者，她有自己的信仰，终其一生都非常虔诚：她信仰爱，信仰自然力量的奇迹，信仰生命中的美好。息影之后，这些也促成她在晚年接受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这项工作让她能够将自己的信仰贯彻到工作中去。

为世界儿童奔走

在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前，赫本一直都在为幼年失去父爱和第三次怀孕失败的悲痛阴影所困扰：事业，她早就登顶；名利，她丝毫不缺。她选择了当一名演员，获得了大众和批评家们的欣赏；然后她选择了成立一个家庭，为爱她的人留下了两个健康的孩子和美好的回忆；当她的孩子们都长大开始自己的生活时，她又选择了去帮助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选择了回报社会。

这一次奥黛丽·赫本要治愈跟随自己一生的那个伤疤——让世界上永远都没有悲伤和痛苦。赫本为此大声疾呼：“别人的孩子死于饥饿，我们的孩子忙着漂亮，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吗？”“那些富有的人有义务、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1988年，59岁的奥黛丽·赫本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并访问世界，第一站就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没有专机，没有车队，没有随从，赫本曾坐在货运飞机里的米袋上，辗转十几个小时，飞到充斥着战火与传染病肆虐的埃塞俄比亚，去看望那里的孩子们，真心地拥抱和亲吻每一个孩子。“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的未来。那里的人们不希望施舍，希望得到的是机会。谁能想到，这个位列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竟然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上，他们的帝国统治的地域竟然可远达埃及。如果我们给这些网民机会的话，他们会交出令人惊异的答卷。我感到悲观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网民之中，蕴含着改变命运的能力，但是却没有人去支持他们。我对网民有着超出以往的乐观。我相信网民，但是却对世界各国的国会中的争论有着非常明显的失望。我们的国会，将事关未来的话题抛开，只关心眼前的选举话题”。

赫本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非常尊敬，她相信这些人是解决问题的领导者和舵手。赫本对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有着正确的评估，她知道有些事自己办不到，但是她知道她能做什么。人道主义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对她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一门和做演员完全不同的学科。她努力地阅读相关书籍，勤于思考和请教，直到弄清楚每一个问题。多年来，她只坐经济舱，因为看过那么多忍饥挨饿的孩子，她觉得坐头等舱简直是种犯罪。在奥黛丽·赫本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期间，国外委员会筹得的资金增长了一倍。

赫本在接受采访或者发表演说时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一句:“还有什么比孩子更重要？”她并不是设问他人或故作姿态，她相信这句话的核心，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有什么，还有什么比人类的生存更重要？在人的一生中，有什么比童年时的爱、温暖、关怀、食品、教育更重要的呢？我们烦恼，我们焦急，我们忧虑，我们束手无策，我们能够做的，只有等待和观察。但是，当我们的儿童们正在死于贫穷、饥饿、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获得这种生活资料的花费仅仅是每天每人一美元—时，可以做的不止是“等待”和“观察”。

1992年，赫本最后一次的出使任务是前往那个“被上帝遗忘之地”——索马里。当时，那个国家正处于最混乱的状态。赫本和罗伯特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旅行以及筹措资金。但当她询问如何办理进入这个国家的签证时，有人微笑着给了她这样的答案：“到那里不需要签证，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政府。你只需要乘飞机飞过去，同时祈祷自己乘坐的飞机不会被击落就可以了。”赫本还是勇敢地去了，看到大批因传染病和饥饿死去的儿童像畜生一样被装在卡上车运走，她不顾被传染的风险，爬上卡车查看，还有没有幸存者。一个骨瘦如柴的赫本抱着另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

1992年7月，长期忍受腹痛煎熬的赫本去做了一次检查，她的腹腔内被检查出了病细胞。经过几个月的化疗之后，病细胞还是扩散了。1993年7月，赫本陷入长时间昏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获悉赫本病危的消息，曾呼吁所有修女彻夜为她祈祷，祷告传遍世界各地。

在最后几天躺在床上的时候，守候在床边的大儿子问赫本：是否还有什么遗憾？赫本说：“没有，没有什么遗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7月20日，奥黛丽·赫本因为结肠病病逝，64岁。母亲对慈善事业的关心也影响到了儿子们，所以即便是在赫本之后，她的两个儿子也接手了她的慈善事业，建立了“奥黛丽·赫本儿童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