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继“郑州120延误救治事件”之后，时隔5个多月再次出现的疑因120“对急症患者病情判断有误”及拒绝接诊引发的生命悲剧，4月龄大的河南周口女婴李思雨之死，其实再次暴露了一个横亘于“绿色通道”的致命漏洞，那就是谁有资格判定急重症？
（11月3日，郑州在新闻发布会透露已开辟就医“绿色通道”）
根据李思雨爸爸李宝亮反馈，在郑州120救护车已经抵达其隔离酒店的情况下，并不是第一时间展开院前施救，而是先让酒店对他和女儿进行抗原检测，大人阳性孩子阴性的抗原结果出来之后，120“却以孩子不是重症患者为由拒绝接诊”，坚持必须由定点医院接诊。
在家属看来，李思雨的死与120的拒诊具有关联性，且从14日中午开始1点多联系定点医院，直到晚上8点多之后救护车才到，途中还绕路接人，折腾到距离隔离酒店近百公里的位于登封市的郑州阳城医院已经是晚上11点多，即便如此，阳城医院也没有立即展开施救，而是要求等待第二天医生上班检查，结果仅过1个多小时，李思雨就手脚冰凉没有呼吸，抢救3个小时未果。
关于李思雨死亡一事，郑州卫健委正在进行调查，相信很快事情就会得到水落石出，120存在的责任以及定点医院的责任都会梳理清楚，给李思雨的父母以及关注事件的公众一个交代。或许，我们还会再次在郑州的通报中看到那段熟悉的文字，“郑州市医疗急救系统要深刻汲取此次事件教训，引以为戒，以坚定的决心、负责的态度、有力的措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提升院前急救水平，优化培训和智能化建设，全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5个月前，针对“郑州120延误救治事件”的通报中，郑州曾明确提及，河南大学大三学生彭某君之死暴露出来“对急症患者病情判断有误、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足、重要事项上报制度执行不力”问题。
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那段8分多钟录音中，面对说话频率越来越慢，喘气声也越来越沉的河南大学大三学生彭新君求救，120调度员张真颖直言“我感觉你没什么事啊”，“这都是上大学，也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
对此，郑州在通报中给出的官方定论是“对急症患者病情判断有误”，调度人员受理报诊电话时，主观认为报诊人为年轻大学生、病情不危急，把重点放在反复追问准确地址上、未及时调派救护车，业务不熟练，且言语不当，不符合《河南省市级120急救指挥中心建设基本标准（试行）》第六项第4条“调度员服务用语规范，具备基本的急救知识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调度分流能力”的要求。
（只有4月龄的女婴李思雨）
不难看出，当时郑州120调度员张真颖对大学生彭新君病情的判断，与此次抵达隔离酒店后拒绝接诊李思雨的120随车人员如出一辙，都是简单粗暴地对急需救助的患者做出了“不是重症患者”的判定，而这一定程度上来说直接决定了患者在与死神赛跑中的结果，是将他们推向鬼门关的第一责任人。
诚如羊城晚报在《“120延误救治大学生”事件开除调度员后仍需反思》评论中所言，“彭某君原本可以逃脱死神的劫持，她出于对120的高度信任，当发现自己陷入困境时向120求助，并竭尽全力表达了诉求，却未获得调度员应有的回馈和基本的尊重。”在此事中，调度员张真颖被开除，纯属咎由自取，但“板子仅仅打在张真颖身上就合适”？
评论认为，恐怕未必，面对悲剧更应该追问，到底是“谁把这样一个不专业的人放在人命关天的岗位上”？像调度员这种岗位，关涉生命救治，容不得半点不专业的行为，一旦使用不专业的人，堂而皇之地任性“调度”他人的生命，难免埋下隐患。
人民政协报在《“郑州120延误救治大学生”事件，暴露出了中国院前急救体系的什么困境？》报道中引述阜外医院主任医师敖虎山的话称，“郑州120接线员的专业能力不足导致判断错误，最终导致患者延误救治而失去生命，这是院前急救体系建设弱化一个很突出的人才短板问题。“
在敖虎山看来，“郑州120是一个单纯指挥型急救中心，只有调度平台，没有自己的急救站点，也就没有医学实践。这不符合国家卫健委有关要求，但由于很多属地政府不愿投入财政资金来建设急救站点，所以很多地区仍采取这种模式，因此就出现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工作人员，却没有过硬的专业能力而导致生命悲剧的现象。”
郑州120调度员张真颖不具备专业知识任性“调度”他人生命，让女大学生殒命大学宿舍。时隔5个月后，郑州120随车医护人员同样判断失误，拒诊4个月龄女婴李思雨，连被确定为定点医院的郑州阳城医院值班医生也判断失误，没有及时对已经历经磨难抵达医院的李思雨进行施救。
（李思雨之死暴露开启绿色通道的资格判定漏洞）
那么，问题来了，这一连串的“判断失误”又暴露了怎样的致命缺陷？或者说，人命关天的时刻，谁又具备判定急重症的资格？
按照敖虎山接受采访时的说法，“郑州120延误救治大学生”事件，暴露出来的“院前急救体系困境”问题只是一个缩影，除此之外，“急救资源分布不均衡、急救设备配备和急救制度缺乏统一规范、急救医护培养晋升考核不规范并缺乏通道、急救立法不完善、急救经费捉襟见肘等问题，共同制约了我国院前急救事业难以进入世界领先水平”。
院前急救进入不了世界领先水平大家尚可接受，但郑州120时隔几个月导致的两次生命悲剧，都开始让人怀疑其是否具备了最基本的救命功能？
我们总是喜欢用“我的身体自己有数”来宽慰自己，但对于承担着急救使命的120来说，在特殊时期甚至掌握着对急症重症的甄别重任，一旦判断失误损害的可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向他们求助的公众，这些掌握着别人生命的专业人士，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生死判官”，是不是应该更具责任心一些，拥有更高的专业素养呢？
在距离李思雨死亡之前12天的11月3日，郑州已开辟就医“绿色通道”，方便透析、孕产、急危重症等患者就医，但“绿色通道”不通，没能挽救一个4月龄女婴的生命，显然问题出在对“急危重症”患者的界定上。
所谓“急危重症”绿色通道，甚至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医务人员玩起文字游戏，就像李思雨的遭遇，明明是重症，但只要出诊人员一口认定“非重症”就可以拒诊，定点医院也可以吊儿郎当不当回事，十多个小时不派车，哪怕是到了医院也不施救。
（阳城医院如果拿出做核酸的认真态度救治李思雨或许可以避免悲剧）
非常可笑的是，据李宝亮反馈，在李思雨去世半天后的15日下午，阳城医院还给孩子采集了一个表皮的核酸，晚上给出的检测结果显示孩子是阳性。停止呼吸半天的孩子还要进行核酸检测，这样的检测结果又有什么参照价值？在入院前的抗体阴性结果面前，谁又能确定她是早就感染了病毒还是在定点医院感染？
或者，难不成医院主要是为了证明李思雨死于新冠？即便真是如此，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深思，难道新冠三年了我们的专业医务人员还判断不了新冠症状，需要在一名婴儿死后用核酸进行判断？
无论如何，把对“急危重症”这种事关生死的判定权限交到少数人手里，纵使再小心谨慎也可能挂一漏万，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通道”绝非能够确保百分百救命，但关闭“绿色通道”直接不分急危重症完全放开就医却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误判，给生命留下一道“紧急避险”权，这才是真正的“生命至上”。
郑州120接二连三的悲剧，表面上暴露的是120机制问题，更深层次最终拷问的还是“绿色通道”取代了“正常就医”之后，“定点医院”取代了“正常医院”之后，谁有资格判定重症的生命之问！
粗暴点说，120救护车只不过是一辆稍微特殊点的出租车罢了，出租车拒载尚且有投诉渠道，而救护车却是那么理所当然，又理直气壮，还没有地方说理，不正是悲剧根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