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很多工厂近年以来都在面临物流涨价、资金链紧张等诸多压力。
航宾仿真花产业园区内，40余家仿真花厂正在求生。其中一间规模不大，员工从40位减至9位，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二。老板没有停工，改做百合、玫瑰等国内通用存货，想维持运转。
厂里有7位女工，有的已在这里干了七八年，也有人刚进厂就赶上收益损失。她们没有更多选择，继续留在仿真花堆里，生活随着订单数量起伏不定，下一位工友或许就在明天离开。
图、文、视频｜吕萌
剪辑| 沙子涵
编辑｜毛翊君
600平米的厂房中，30多个仿真花制作台已经停止工作，7名女工零散地坐在操作机前，脸上映着淡蓝的灯光，专注地把百合花瓣放在射骨机（注：让花的梗脉成型加工注塑的机器）的模具里，不到3秒一朵就初步成型。
在工厂一侧的空地上，堆放着几十袋这样的百合，颜色各异，是积压的60多万存货——什么时候能卖出去，在老板邓怀玉的心里是个未知数。
女工洪志琼在定型机器前制作花瓣。
相比前些年，工人们现在算不上忙碌。以前赶工、加班是常态，这段时间她们做着存货，下班也提前了1个小时。疫情三年来，大量半成品的花片散落在一旁——没有客户下订单，它们就没有机会变成完整的花。
老板邓怀玉站在库房里，看着成堆的货，焦虑又无奈。他2009年来到义乌，开起了这间规模不大的仿真花工厂。从买其他工厂淘汰的两三台老机器起家，他虽然也经历过波折，总体还算顺风顺水。
以前厂里工人最多时有40人，如今他们早已陆陆续续离开，只剩9个人，其中有7名女工，大多数机器都空置着。
工作一天后，女工洪志琼的丈夫袁恩整理当天制作的百合花，准备上秤称重。
随着工厂订单减少，制作新品样花的数量也随之变少。
工作台上定型完成的菊花花瓣，工时费是每斤5块钱。
工厂在航宾仿真花产业园区，占据佛堂镇义南工业区渡磬南路，聚集了约40余家大大小小的仿真花工厂。每年4万元租金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邓怀玉决定退租多年的两间实体店面，搬到离义乌20多公里的金华去。
原材料价格、工人薪酬等经营成本的持续上涨，跟这里大多数外贸工厂一样，邓怀玉感到艰难——在2020年几乎没有接到订单，原本这里95%都是靠出口。“国外的老客户流失了很多。”今年，他有一批出口俄罗斯的百合，现在压在满洲里仓库，已经4个月了。
邓怀玉在仓库里整理着积压的货物。
在工厂一角堆放的仿真花样品。
总有客户跑单，有时连几万元的货款都要不回来。为了节约计时工资的成本，邓怀玉让工人做一天就休一天，甚至休两天。百合、玫瑰是通货产品，他本寄希望能及时卖出，来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开销。可现在，库房囤积了60余万元产品，除了散客偶尔来拿点货，几乎无人问津。
做生意20余年来，邓怀玉头一次感到手足无措，开始用贷款来周转。他亲自当起了送货司机，为了节省每趟几百块的物流费用。他盘算过，收益和疫情前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二。除去成本，每个月营业额达不到30万就是亏本运营，而现在每月只有十几万。
女工的工资是计件制，为了每天能多做一些花，她们坐在工作台前就不会轻易走动。
女工用镊子将高温定型完成的花瓣从磨具中取出，会在不经意间烫伤双手。
四川人洪志琼是2020年春节后来的，今年44岁，这是她第一次出门打工，在厂里做花瓣定型。她丈夫袁恩2007年就到了义乌，一直是做射骨工序，陆续做了七八年。他从工资几百块做到如今的四五千块，“工资涨了，物价也涨了……”
袁恩很瘦，从小体弱多病，干不了重活。2016年他从义乌回老家一次，和洪志琼一起做养殖场养猪，在家里仅有的4亩地上种些稻谷和玉米。但猪价太低，小猪也容易生病，干了4年，没挣着多少钱。
午饭过后，洪志琼会匆忙来到工厂继续工作，有时站在玻璃前晒晒太阳，是一天里难得的休息时刻。
在洪志琼一家的宿舍中，一只仿真花被女儿插在了床头。
为了改善生活，夫妻决定再次去义乌，继续做仿真花。这次，他们带上了儿女——他们都没能继续上学。儿子去了隔壁工厂工作，小女儿因为幼年营养没跟上，大脑发育不良，他俩就带在自己的厂里干活。她先天反应慢一些，做花的速度也比别人慢，每个月只能赚两千块。
刚来义乌时，洪志琼非常不适应，早期制作仿真花的磨具是手动的，一些大模具她压不动，一天下来，手抖到端不起饭碗。今年她改做花瓣定型，工资按件计算，白玫瑰瓣1块2一斤，百合花瓣2块5。那天，她贴了一下午菊花，总共4斤半，赚了23块。
家中老人上了年纪，女儿无人照料，洪志琼只能将她带在身边一起打工。
傍晚，洪志琼在宿舍里为家人做饭。为了节约开支，这一家人的三餐都是简单的素菜，洪志琼的愿望是带着孩子们去一次杭州。
这对夫妻没想到，厂子效益越来越差。他们也考虑过换其它的工厂工作，但疫情期间，状况都相差无几，有些厂甚至已经关门停业。“其他活没干过，只会做花，有些是技术活，有些是体力活，都干不了。”
赶上没有订单或厂子放假时，他们也会去其他厂子做小时工。在他们看来，做仿真花多少能挣一些，至少赚上给儿子在老家买婚房的钱，“这个年龄你还有啥希望？”
洪志琼在制作花瓣。
博艺仿真花厂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四川、湖南、贵州、广西居多。张秀竹和张晓佳是一对湖南苗族姐妹。姐姐张秀竹36岁，已经断断续续在义乌打工18年了，单在这个厂里就干了七八年。对于姐妹俩来说，选择在这长期做工，已经算是安稳的生活。
工厂里的午休时间只有1小时，每天张秀竹（右）和妹妹用半个小时吃饭，然后就回工厂继续干活儿。
张秀竹是厂里做花手速最快的女工，最多时一天能做5000多朵，一个月赚5、6千块。疫情以来，她的工资平均减少了三分之一。每月她只给自己留1000左右的生活费，其他打回家里填补家用，让家里人帮忙翻新了房子。一年翻新一点，张秀竹都记不得自己总共花了多少钱。
休息时，她和妹妹会去街边逛夜市，有时看上了一件衣服，舍不得试，连价格都不敢看。两三百对她们来说，是不能承受的。
张秀竹在宿舍询问孩子的近况。
妹妹比张秀竹小1岁，十六七岁就跑出来，去过广东、广西、云南、河北等地打工，卖过电话零配件，进过五金厂，做过小饰品，直到来义乌做仿真花才算稳定下来。去年，厂子效益不好，她选择回家带孩子。今年又因为生活费紧张而回到义乌，她习惯了做仿真花，继续在这家工厂打工。
回来后，她发现厂子效益比去年更差。做花的布料就堆在她身后，一天比一天少，老板也没有买新的布料回来，“已经快没有活儿干了。”
射骨制作一朵百合花4分钱，每天张晓佳要求自己尽量做到4000朵以上。
如今，她们周围的工友越来越少，赚不到钱都主动离开了。有工友告诉她说，现在到处都不招工，她也就没想过换厂工作。在她印象里，以前那些机器旁坐满了工人，上班的时候总有做不完的活。
工厂没活儿时，张晓佳会去外面当临时工，给人打包货物，因为刚刚接触，她手速不快，一天只能赚几十块。“我们在外面钱也没挣到，小孩在家里也没法管……”提起留在家里的孩子，她突然哭起来。
在纸箱中堆积的百合花。
陈兰兰最近也在做花。她今年39岁，江苏宿迁人，2020年来到这家厂里做染色女工。以前订单多时，她一天要染七八百斤的布料，现在只需要染两三百，有时一天都没有事做，她也不敢休息，会到一旁做花，或教徒弟学习调色。
在没有染色的工作时，陈兰兰独自坐在工厂的角落中制作仿真花。
陈兰兰现在认识每一种颜色的英文编号，能把26个英文字母倒背如流，这都是她自学来的。她上到小学五年级，那时家里没钱，拖欠了两年学费，老师会来家里催缴，爷爷为了省钱，不同意她念了。
“当时挺喜欢上学的，没办法。”她在田里割草、喂牛，不干活就要被责备，有时还要挨打。18岁后，她就跟着同乡人到厂里工作，因为不认识英文编号，一直为自己没有文化而自卑，有时给父母打电话也会抱怨几句。父母说对不起她，但当时，她的父母在工地上做建筑工人，一天也只赚十几块钱。
陈兰兰将染色后的花瓣进行甩干。
陈兰兰将花瓣放在调制好的颜料中浸泡。
染色是仿真花厂里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作，每月有固定收入。陈兰兰的第一份工作在无锡，被分配到染色车间后，老师傅们并不愿意把技能教给她，只让她自己学。最开始，她一个月只能调六七种颜色，她学得快，后来会了一百七八十种颜色。
工作的第一个月，陈兰兰赚了五百块钱，她骑着自行车去取钱，把钱揣在牛仔裤的口袋里，回来的路上钱就掉了。那天午休的两小时里，她一直哭。那时候她不爱美，只穿领导给的旧衣服，不买化妆品，她把钱都寄回家里，希望比自己小1岁的妹妹能一直念书，上大学，“那是一个梦”。陈兰兰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买了一台随身听，20块钱，下班了就早早洗漱，躺在床上带着耳机听歌，那是她单调生活里唯一的乐趣。
丈夫和孩子在无锡生活，陈兰兰独自在义乌，厂区里没有同乡伙伴，为了排解孤独，她会在宿舍中种一些蔬菜或编织一些手工艺品。
傍晚下班，陈兰兰一人在园区食堂吃饭。
傍晚无聊时，陈兰兰会去离厂区3公里的爱情码头散步。
如今，陈兰兰到义乌3年了。2020年的一段时间里，她还有些忙碌，甚至老板也在帮忙染色，当时大家都以为生意会有起色。从去年开始，订单又明显变少，时常会空闲一两天，她就和工友一起做仿真花当存货。
今年春天，她照常染好了淡粉色、浅黄色等“春色”的花朵，那些花现在还堆积在库房里。这个秋天，她又染起了深红色、橘黄色等“秋色”花朵。至于这些仿真花什么时候能卖出去，谁也不知道。
园区里桂花开得正盛，夜幕下，陈兰兰摘了几枝放在宿舍中。
（文中张秀竹、张晓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