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西九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开播，使一大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影片重现屏幕。两年来，它们与世无争地扣击中国观众的心扉，年长者从中记起当年的岁月，有一种淡淡的悲凉失落， 更有欣慰和如愿已偿的幸福感；年轻人暂时远离了现实中的浮躁，惊叹着返朴归真的美，在美中净化着灵魂。如今，这些悄悄使中国观众心理发生着微妙变化的，当年的创作者们又在哪里呢？
1997年11月中旬，一个晚秋的午后，我按响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内一家门铃，开门的是一位和善的白发老媪。她就是“江姐”。岁月的磨难尽管在这位76岁老人脸上和身上留下了衰老、病痛的痕迹，但电影《烈火中永生》中那位有着庄严美的女英雄形象，还有迹可辨。在她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张消瘦中年人的遗像，炯炯目光，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陪伴着她的晚年时光。老人打开了珍藏在心中的春天，顿时，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但是，背景音乐却是肃杀的金戈铁马和雷鸣……
“于蓝”的来历
美丽的松花江日夜流淌，她似乎从来就没有欢笑过。1 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江水变成了悲泣。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于佩文在《松花江上》悲愤的歌声中，随家离开了童年生活中的这条江，流亡关内。
1937年平津失守，16岁的于佩文第二次眼见自己的家园遭日寇铁蹄践踏，她不甘当亡国奴，当北京的一·二九学运爆发时，身在天津的女学生就积极投入天津的一二·二八示威游行。
一次，为到革命根据地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和同学按地址去找地下党联络，刚进门，就被早已守侯的敌特拦住了。“你们找谁？”对方凶光毕露，吓了姑娘们一跳。紧接着，她们镇定下来，心想要找的同志可能出事了，便机灵地回答：“对不起，先生，我们走错门了。”“走错门了？”一脸狐疑的便衣上下打量着女学生们，烟头一扔，扬手道“带走！”于佩文几个被关到一所小学里，任敌人怎么审问，就是那句话“是走错门了”。关了三天，没抓到什么证据，只好放了。没想到在日本宪兵队坐牢的三天经历，竟成为几十年后塑造江姐的生活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于佩文被卢沟桥的炮声惊醒，几天之后，北平沦陷。高挂的膏药旗，满载着“皇军”的装甲车辚辚辗过北平的街道，于佩文不愿再藏在小屋里，用被子遮住窗户，听国民党中央社广播那“国军浴血奋战，光荣撤退”的老调重弹，决定再次出走，到延安去。“七七事变”一周年前夕，她和好友赵书凤决定上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赵书凤的母亲却有几分豪气，她对女儿和于佩文说：“你们去干大事，我为你们改名壮行，不知愿不愿意？”两个女子自然叫好。赵母又说：“书凤儿改名赵路，意为踏上报国之路；佩文改名于蓝，取蓝天万里之意，行不行？”赵母话音刚落，顽皮的姑娘便拿出从小在旧戏里学的一套，作下跪状：“伯母在上，受于蓝一拜!”大家一阵嬉笑，全无了“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凉之雾。
于蓝《到马德里去》追星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终于听到了这雄壮的歌声，于蓝和赵路在延河边欢呼，在宝塔山下跳跃。六十年后，当已离休的于蓝回忆起那天的情景，还是那么清晰：“1938年10月24日，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尚未报道，就被一阵阵嘹亮，整齐、雄壮的歌声吸引住了。歌声带我来到一座高大的天主教堂。气灯把教堂照得通明，这里正举行干部联欢会，革命歌声此起彼伏，气氛异常热烈，女队员腰间扎着皮带，飒爽英姿……第二天一早起床，去报到处填表，只见表格的左边有行竖排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右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看到这几个字，一股说不出的情感充溢心头：新鲜、亲切、非常神秘，非常圣洁……”说到这里，老人显得神采奕奕，仿佛回到青年时代。
不久，另一件使她兴奋的事又发生了。延安的剧场简陋而狭小，是用旧教堂改造的，台上演的却是革命戏剧，看戏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战土，兴奋的于蓝挤在其中。大幕徐徐拉开，话剧《到马德里去》开演了，演的是外国事，投入的却是中国人誓死抗日的激情。在那群“西班牙军人”中，于蓝惊奇地发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那是留在记忆深处的电影《壮志凌云》中那炯炯的眼神。原来，于蓝从小也是一位“追星族”。她自幼爱文艺，小说、戏剧、电影成了伴她成长的良师益友。她和许多这个年纪的小姑娘一样迷上了当时的电影红星金焰、王人美、黎莉莉……
可是电影《壮志凌云》给了她一种别开生面的崭新印象。影片描写三个年青人团结抗敌的故事，其中个叫田方的演员扮演了一个为了抗战而放弃了爱情，真诚地与昔日情敌一道同仇有敌忾、合力御敌、最后牺牲的爱国青年田得厚。对于蓝来说，这是一个新面孔，但他的表演真实、朴质，似乎他就是田得厚，田得厚就是他。从此她记住了这个名字——田方。而现在，心中的偶像就在舞台上，他也是离开了上海，来到延安？来了多久？此时的于蓝，已无心看戏，心不知为什么“砰砰”地跳着，脸上有点发热。该死!我是怎么了，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呀，你操的是那门子心？
而这时的田方，也确时不认识台下一堆人里的年轻姑娘。他九·一八事变时正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参加了南下请愿团，进行卧轨斗争，并毅然放弃学业，投入艺术救国的行列。从1932年开始在上海参与拍摄了《红羊豪侠传》《海葬》《壮志凌云》等影片。1937年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团，1938年到延安。以后又调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艺术指导科科长，实验剧团副团长兼演员。在延安，上海明星没有成为流星，他的光芒在黄土高原上闪烁，也在于蓝心头闪烁。
窑洞新房
于蓝同好友一道，离开延水河畔的女大同学和校园，沿着延水走向20里地以外的鲁艺实验剧团，她们就要实现神秘又饱含魅力的演员梦了。至今于蓝还保存着一张儿时扮海盗的照片，尽管因年代久远而泛黄，但十分清晰，看了使人忍俊不禁：腰扎白带，头束白巾，胡乱画些胡子，一副海盗头子打扮。动作虽稚嫩，神态却逼真，右手平举胸，威严正发令，目不斜视人，喽罗俯首听。到延安后，于蓝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舞蹈《挑花篮》，秧歌剧《兄妹开荒》都成了她常为大家演出的节目。现在，她就要成为职业演员了，而且崇拜的偶像田方也在那里，怎么不叫她如坐春风，心花怒放呢。在鲁艺实验刷团，于蓝终于有了接近田方的机会，作为领导的田方，似乎什么也没有察觉。
一次劳作休息，于蓝靠在草垛旁，突然草垛后传来谈话声：“田方真不错，什么活都抢着干。”“谁有困难他帮谁……”夸的是田方，于蓝却听得面红耳赤，好像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有吗？似乎……
延河边，当田方俯下宽宽的肩头对于蓝说：“小姑娘，我喜欢你，当我在延河边第一次看到你就深深爱上了你，你知道吗？”田方大胆求婚，使于蓝又羞又喜，这位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大明星，既然早就注意上我了，怎么不说。莫非还要考察考察我？现在，两颗早已相互倾慕的心，终于碰撞出火花，熔在一起。1940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23周年的日子，要“走俄国人的路”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们很看重这一天，田方和于蓝也选这一天作为结婚的日子，婚礼就在黄土高原的延安窑洞举行。
窑洞很简陋，冬暖夏又凉，夫妻恩爱有如春。为了让于蓝有块地方练功，田方佝偻着长长的身子，将门前土地上的草籽石块拾干净，生怕扎硌了于蓝的脚。从此他们相依相伴度人生。
走向“大鲁艺”
在斯摩尔尼尔大学的走廊上，一位土头土脑的俄国士兵背着枪在寻找什么，偶然遇见了一位秃顶的男子，便聊了起来，士兵向对方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几个问题，虽然问得很可笑，却得到了风趣而又满意的回答。当他知道面前这位可亲可敬却充满智慧的交谈者就是自己崇拜的人民领袖列宁时，是多么兴奋多么激动呵!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又确实是一场戏，戏名是《带枪的人》，但演出地点却是在延安，自然，斯摩尔尼尔大学走廊的布景，只好由台下观众的想象去补充了。这出苏联话剧是表现在列宁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士兵雪特林厌倦了帝国主义战争，从前线回家乡去，准备种地，偶然看到了土地革命政策并见到了列宁，就投身到红军中去，改变了他生活的道路。
雪特林由田方扮演。列宁的扮演者干学伟后来这样回忆田方的表演：“田方在雪特林的创作中表现得纯朴、憨厚，而且质朴中见幽默。当他演到去资本家家里找当佣人的妹妹借钱一场戏时，往资本家大门上按门铃。由于他从未见过门铃这玩意儿，所以去按时，小心翼翼，全神贯注，铃响了，他又不知接着怎么办，非常吃惊的样子，引起剧场中的一片笑声。”田方的演出给延安观众留下了生动的印象。当他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那篇著名的讲话后，毛主席看到他，高兴地说：“噢，我认识你，你就是‘带枪的人’，我看过你们演出的戏。”毛主席与他握手，亲切地拉他坐在自己身边，拍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文艺座谈会后，田方一边赶着毛驴车，拉着道具，走出“小鲁艺”，带领演出队到绥米一带的田间地头演出，一边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一个从上海来的明星，竟然获得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甲等奖，周围同志没有不夸田方的。
不久，毛主席亲自来到鲁艺，他身穿补丁裤子和旧军装，站在大家面前，深入浅出地讲出了百验不爽的真理——人民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毛泽东身材高大，语言幽默并充满湖南乡音，于蓝感到无比亲切，她想到毛主席自己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于蓝和她的伙伴们，聆听领袖教诲，感受着温暖的激情。
在于蓝的一生中，有一个农妇的形象，使她终生受益，那是他们到绥德分区为老乡演出期间。一天，在双谷峪参加一个治安烈士的追悼大会，民兵们扛着红缨枪，老乡们排着队坐在山崖上，会前虽然仍有悄言碎语，但空气十分肃穆。突然间，会场静下来，大家的目光投向人群的背后，于蓝也抬头望去：烈士的妻子骑在毛驴上，由一个老人缓缓引向会场。她穿着旧棉衣，腰间系着厚厚的粗毛线织成的腰带。她没有哭，却给人十分悲痛的凝重感，她那种无声而真悲的神态使于蓝感到她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那神韵里可以看出悲伤与觉悟的凝结，她悲痛，但克制了。
她并不漂亮，可以说很普通，但却震动着人心，她的神韵里透露着真实和自然美，这美具有引人注目的魅力。多少年后，于蓝才体会到，她的神韵正是她多年和丈夫在劳苦生活中，共同战斗过磨练出来的精神气质，这气质正是演员创造任何一个角色时，都需要捕捉的东西，有了它才可以达到神似的境界。当我们将于蓝这段内心的独白，与她后来所塑造的江姐形象联系起来看，不是找到表演艺术的真谛，触摸到人物的精神内核吗？
于蓝想起在这之前演话剧《粮食》时，她曾扮演一个汉奸地主的儿媳，那时只知道从外型上下功夫，学农妇的罗圈腿，走内八字，结果把一个地位低下而心地善良，敢于和善于斗争的年轻媳妇演成一个痴呆的妇女。虽然当时导演下令取消她的那些动作设计，却依然未演成功。
当时，在延安的文艺队伍中，也有另一些人与大众若即若离。于蓝是大城市里的学生，对于民间的东西知之甚少，就跟在秧歌队里，边看边学习，做一个跑场子的小角色。可是一位从上海来的同志突然问她：“于蓝，你就这样甘当‘龙套’的跑下去吗？”于蓝没听懂他的意思，愣愣地睁大了眼睛望着对方。那人却笑着走了。多少年后，于蓝终于明白那个同志是从十里洋场的上海跑到延安，年岁也较大，他在那里烙下的名利观念，使他不能理解这些年轻人会有无名利的纯净思想。
而丈夫田方却是另一番作风，他虽然是实验剧团的副团长，又是主要角色，但每次演出任务结束，他都要带领年轻的同志们去拆卸、打包，然后总是让别的同志带队先走，他自己压后，赶着马车回去。这时于蓝当然要留下，田方也不拒绝。同志们走了，他把妻子扶上车，原来早已在车上为她留了一个可以坐下的小空隙。寒冬腊月，天寒地冻，可能同志们已经到了家，可是他们的老马破车仍在冷风中颠簸，在冬夜里的暗处，两双晶亮的的眼睛，互相报以会心的微笑，暖流驱走了身外的寒气，不觉东方已破晓。
没有开麦拉（FACE） 的电影演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于蓝随鲁艺组成的东北文工团（一团）响应周恩来同志的号召，用自己的双腿和美蒋的火车、轮船、飞机赛跑，尽快赶到自己的老家东北大地，迫使日寇向我军投降。队伍于9月2日出发，11月赶到沈阳城。
田方奉东北局之命，去长春接收由日本人一手建立起来的“伪满映”（电影制片厂）。为了筹建新中国自己的电影基地，田方曾冒着的生命危险三进长春，并在1946年5月13日一天之内，带领同志们在敌人紧逼的危险情况下，将当时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的全部设备和物资都运走了，25节车厢里满满的塞着摄影、录音、置景、洗印、照明、放印器材，还有上百万米未使用过的胶片、电气材料、化妆用品、服装衣料……一切制片所需的物资应有尽有。为了表彰田方接管伪满、伪长影，并顺利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组织上特授予他甲等功。
同年冬天，于蓝由东北文工团一团转到的电影厂，她是个话剧演员，是应该继续当演员，还是做其他工作？有的同志真诚的劝告她：“你没有‘开麦拉’（脸型不适合电影镜头），还是干别的吧。”但于蓝想到自参加革命，党就培养自己做演员，启蒙老师熊塞声早在延安鲁艺时就教导过：“对演戏只是喜欢还不行，这是崇高的事业，要毕生为之奋斗，要死在舞台上！
于蓝没有动摇。在她拍第一部影片《白衣战士》时，也是第一次独立摄影的同志一会嚷：“于蓝，你的脖子大细了!”一会儿叫“你的肩膀太瘦了!”“你的眼白太多了!……”真是无所适从，但她没有任何抗议的表示。后来厂里的艺术领导换了一名有经验的日本摄影师来掌握机器，于蓝才如释重负。于蓝这时才体会到，舞台需要充分的表达力，而电影不需要“充分”，它只要有“含”就可以了。这部影片完成后，已经调到刚解放的北京的老领导陈波儿来信说：“于蓝，我看了影片，你的表演道路是正确的。”
以后于蓝分别于1950年与1953年拍摄了《翠岗红旗》和老舍的名作《龙须沟》，均获得了成功。她在《翠岗红旗》中，将一个劳动妇女在白色恐怖下，悲惨遭遇中的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被捕后在敌人面前的沉稳不乱表现得朴实、真挚。周恩来总理说，毛主席和他一起看了三遍。主席认为于蓝表演的“向五儿”就应该这样，剑拔弩张在白色恐怖下是坚持不下来的。《龙须沟》是一部表现老北京城市改造的影片，于蓝在剧中扮演了一个生活穷因却还要照顾一个被逼疯的丈夫（于是之饰演程疯子）的城市贫民程娘子。为了体验臭水沟边下层妇女的生活，正怀着田壮壮的于蓝挺着大肚子深入大杂院，与大妈大婶们交朋友，细心体验她们的疾苦，终于把对疯子丈夫为妻似母的温柔体贴乃至呵护，又与地痞流氓的泼辣斗争，表现得细腻流畅而富有层次。
而这段时间的田方，心境却不见得有多好。陈荒煤回忆说，一天于蓝同志来找我，说田方好几天在家里闷头不响，吃喝不香，不知怎么回事，让我去看看他。我就赶紧去看田方。原来，是文化部通知他，叫他到电影局去当副局长，他发愁，愁得不行。我还很少看到田方这种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劝田方，你再考虑考虑，要不要我同和周扬谈一下，田方还是闷头不响。最后，我也只好站起身告别，田方才叫住我：“荒煤，你别去和周扬谈了，我已经想好了，就干吧!”。作者写到这里，想起曾经听到过的一件事，一位老同志宁可放弃市长不当，而去演戏，可见田方忍痛割爱，心里有多难!
田方和于蓝共辉煌
忙于电影行政工作的田方离开了银幕，却割舍不了他心爱的表演艺术，他常为同行们精湛表演激动得热泪盈眶，也为一些好角色动心，终于在1964年得到了展现他艺术才华的机会，在《英雄儿女》中扮演了一位志愿军高级将领——王文清。田方饰演的王文清情感深沉、色彩丰富：他是冷峻坚毅的军人——当朝鲜的无人高地上只剩王成一人时，他沉着地鼓励并指挥孤胆英雄坚守阵地；他是忠贞不屈的革命者——当年被捕后从苏州监狱押解出来，那种大义凛然和对敌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是深沉慈祥的父亲，——克制着不与失散多年的女儿王芳相认，却又关切的询问她的详情……他那高大而微佝偻的身躯，清瘦的脸庞，刀刻般的皱纹都蓄满了智慧。他不像在表演而是生活在角色中，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于蓝告诉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1961年，作为北影厂副厂长兼演员剧团团长的田方，享受高干和艺术家的双重待遇，每月都有国家配发的几斤肉、蛋等，但他的肉票、蛋票不买，存起来，还给组织上，跟老百姓一样吃苦。这是何等高尚的品质! 在《英雄儿女》中，田方把自己的思想情操、政治素质溶入角色中，让观众感到田方就是王文清，王文清就是田方。作者记得其中一个镜头：深夜他为通讯员缝补，缝完后又指出通讯员写的日记：错了一个字，最后是问“洗脚了吗？”让小鬼先睡。这组镜头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暖意甜绵沁心脾。难怪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说着这样一句话：“《英雄儿女》是百看不厌。”田方塑造的王文清，与刘世龙塑造的王成，刘尚娴塑造的王芳一样，成为教育几代人崇尚英雄气概的光辉形象。
这时的于蓝，也步入辉煌，像迷人的星辰，跻身于六十年代初中国电影的天穹。也许人们还记得，五十年代末在武汉的一位革命老妈妈陶承，根据自己参加革命，主要是在地下党工作的经历，写出了一本轰动一时的纪实性作品《我的一家》。当这本书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搬上影幕时，于蓝在影片中扮演的周莲的原型，就是陶承。为了塑造好周莲，她与陶承成了忘年交，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细心揣摩体会这位现实生活中的革命老妈妈独特的精神境界，并调动了自己丰富的生活与艺术经验，敏锐地领悟及控制自身机体与情绪的能力，真切地表现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
这部影片不仅赢得中国观众的喜爱，也得到了前苏联人民的赞许，从而获得了莫斯科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在于蓝现在的客厅里，墙上挂了一幅周恩来总理接见她的黑白大照片，于蓝说，那是1961年周总理在香山电影工作会议期间，在与大家一起逛香山时拍的，那年于蓝40岁，周总理对在场的人夸奖于蓝：“她演了一位好妈妈。”
1965年于蓝在 《烈火中水生》 中塑造了江姐，这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光彩照人的银幕形象。于蓝说，至今遇见地的人，都对她很好，很关照她，对人们的这种感情，正如1991年她在江姐家乡四川自贡拜叩江姐墓时说的：“业绩是江姐创造的，我只是演了她，然而人们却给了我这样大的荣誉，心里很不安，只有努力以江姐的品格来要求自己，走江姐的路，继承江姐未完的事业。”
谈起扮演江姐，于蓝忘不了“红岩”的改编者夏衍当年语重心长的嘱咐：“千万不要外露，她不是刘胡兰”。就是这句话使她找到了角色的核心。两个不同年龄、不同环境的女英雄! 根据研究江姐的素材，于蓝理解了江姐是一位温柔但又坚强的革命战士，她善于思考，感情细微，对生活充满热爱，但内含又不外露。她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
在实拍中，导演水华在很多处理手法上也给了于蓝很大帮助。像徐鹏飞审讯江姐，导演叫项堃同志暴跳如雷，急不可待，而叫江姐平静平静再平静以此激起敌人的暴躁而一无所得。水华这样处理，就激起了于蓝面对敌人的冷酷而又更加平静的心境，很好的突出了江姐的个性。至于作者本人，当时向于蓝表示：“在甫志高上山抓江姐那场戏，您演的很有内心的层次。” 我说：“江姐刚见到甫志高，是一声惊喜的叫：‘老甫！’那是对同志的深厚感情，特别是在白色恐怖的工作条件下见面不易，虽然江姐也深知甫志高思想有严重的问题，还批评过他好出风头好表现自己的缺点。当她听甫志高说，这是老许告诉地址才找到自己时，心中大疑，脸色由喜悦骤然变得僵硬，继而又恢复原状。因为还需要继续试探。当最后确知眼前这个人已成为叛徒时，江姐怒目圆瞪，叫敌人胆寒。”
于蓝听我说到这里，连说当时我们自己的感情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更多的演技在里面，但她仍然认为，电影是种遗憾的艺术，在所演的江姐身上，也未能避免，这都是自己功力所限，未能全部达到人物的境界。例如江姐和双枪老太婆会面那场戏，因为强调了控制，就未能很好的把两人对老彭的深情表现出来。
据悉，目前有位叫张和平的正在筹拍二十五集电视连续剧《红岩》。与电影《烈火中永生》不同的是，江姐、许云峰已成为副线，主线是刘思扬与孙明霞、成瑶合二为一的女主人公形成一对关系。另一条线是史料记载的重庆、白公馆的一位看守，以他的视角讲述监狱内外的故事。对此持怀疑观点者认为，这种拍法如一碗鲜美的汤，兑多了水只会淡而无味。于蓝当然也知道要拍《红岩》的消息，她唯一希望的是此剧能拍得成功，拍得更好，其它不便多言。
《英雄儿女》《烈火中水生》是田方、于蓝夫妇最辉煌时期的作品。
患难知己
“文革”中，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田方，无一例外的成为了“走资派”。后到北京大兴县黄村的“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回厂时已降职为编导室负责人。由于对“文革”造成混乱的局面和危害的深重忧虑，1974年他患胆管癌住院。一天晚上，田方躺在病榻上，心力憔悴的于蓝静静地守候在旁，病房没有开灯，窗外微明的天光映照着田方削瘦已极的轮廊，田方突然以微弱的声音叫道：“于蓝，你坐过来。”他握着妻子的手轻轻叹道：“ 你呀，太迂腐，他们都是在演戏，你别太认真。”田方早就看穿那帮戴着假面具在台上演戏的人，却一直压抑在心头没有说。他在告别人世时，才将忠告留给心爱的妻子。
在北影演员剧团成立40周年，也即田方去世近二十年之际，北影厂召开了田方同志纪念会，于蓝在大会上深情地回忆说：“田方曾告诉我，当年夏衍同志到金焰家中开会时，为了开好会议，他站在外边，长夜放哨。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他马上丢掉明星的生活，参加救亡演出队，最终走向延安。尽管他人生的最后八年时间是十年浩劫的八年，给他带来了许多不理解和苦痛，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摇过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田方走了，于篮没有倒下，在“文革”初期，面对不公正的遭遇，于蓝既不哆嗦也不颓唐，总是冷漠的对待向她抛来的不实之词。以后到了干校，又遭厄运。一次盖厨房时，她从房梁上摔下来，满脸是血昏倒在泥地上，左边脸部肌肉僵死，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无异于剥夺艺术生命，从此再不能上银幕。
田方走了， 于蓝还要走自己的路。她从干校回到人去屋空的家，每天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扫院子。她从书中汲取力量，她要把两个孩子教育成材，中国在等待，母亲在等待。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门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身躯/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铿锵激越的声音，在山城重庆的夜空回荡，震荡着千千万万颗心。莫不是叶挺将军英魂重返山城？不，这是于蓝在朗诵。在庆祝重庆成为直辖市的庆祝晚会上，她同张瑞芳、秦怡等文化名人一同向重庆人民献出一片心意。张、秦等人是抗战时期“大后方”舞台上的功臣，而于蓝被邀请的身份，仍是“江姐”。她朗诵叶挺将军当年在歌乐山监狱的《因歌》，不正是为了告慰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先烈吗？
曾经是演员的于蓝， 在不能重上银幕和舞台的无奈心境里，把目光投向了社会活动，重庆之行只是其中之一。早在八十年代初，她就与电影界的有识之士创建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任过厂领导。现在她虽然已离退休，但为了我国三亿小观众能有优秀的精神食粮，仍是两鬓作雪，寸心如丹，奔波中外，栽树育人。她的大儿子田新新，是造诣精深的电影录音专家，二儿子田壮壮，是有很高知名度的电影导演，拍的影片如《盗马贼》《摇滚青年》，老舍的《鼓书艺人》《九月》等，都拥有不少观众。当有人问起田壮壮，你们这所谓第五代导演与父母一代有何异同时，田壮壮回答，是老一辈艺术家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辉煌。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电影，而年轻一代，总是要往前走的……
作者简介
李西九，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许家坊乡杨家坪村人，土家族。在武钢三中、武昌水果湖中学读过书，在湖北省钟祥市东桥镇团山村当过五年半中国农民。后招工到武钢在子弟中学教书，在中小学教育处参与教育志编写。招聘到湖北电视台《电视月刊》后，做编辑、记者，后评聘为主任记者，并任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和湖北电视台纪检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创作的八集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在武汉的故事》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湖北卫视、江西卫视等台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