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为什么总是剃光头

恽代英为什么总是剃光头

文/张晓东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也是著名的青年运动领袖，还是同时代鼎鼎有名的知识分子。

1918年夏，恽代英以优异的成绩从武昌中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笔者注）毕业，熟悉英、德、日多国语言，是地地道道的科班大学生；毕业后，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聘他为校中学部主任（相当于今天的附属中学校长——笔者注）。1920年11月，他应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章伯钧之聘，担任该校教务处主任。1921年10月，他又乘船沿江来到泸州，先后担任川南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校长，兼任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校长。[1]1923年夏，他应时任上海大学校务长邓中夏邀请，任上海大学教授。1923年团二大召开后不久，恽代英递补为青年团中央执委，成为团中央局成员，按分工任编辑、宣传部主任，创办和主编了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他任国民党上海党部宣传部秘书。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同年5月，他被黄埔军校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1927年1月，他出任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政治总教官，主持军校日常工作……恽代英不仅四处执掌教鞭，而且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百万字的文章。由此可见，恽代英不仅是位名副其实的学者，还是位有头有脸的高知官员。

民国时期的学者，不仅地位高，而且薪水也高，故其生活水准远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绝大多数人的发型不是背头，也是分头，还多少抹点发油。阳翰笙曾描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普通老师的装束：“当时的成都，不要说是一个堂堂校长，就是普通教师也都穿得很神气，或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虽无官职在身，已是官气十足。”[2]然而，在存世的恽代英成人照片中，除了戴帽子的，近乎都是光头照，这一特点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不仅独特，而且鲜明，恐怕还是唯一。恽代英为什么总是光头？是他的头发先天不好，留不住长发？从他黑黢黢的头皮上可知，他的发质很好，留长发毫无问题。是他作为革命者，削发与工农为伍？与他同样出身知识分子的革命者，并无一个光头。那么，恽代英为什么总是剃光头呢？

外因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这是彻头彻尾的卖国协定。日本政府可以通过《协定》，合法地派军队进驻中国东北北部，还得以扩大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力图控制中国政府的外交和军队。正如日本文献记载，日本政府与中国“共同防敌”的真正目的是：“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有自由向中国领土内必要方面出动帝国军队的方便，并以军事协助之名，我国有切实控制中国军队的组织、训练以及重要武器制造材料的方便条件；在政治上，也得以同盟关系为基础，积极干预内政，在各个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3]《协定》内容外泄后，中国舆论哗然，各报刊连续刊载各地各团体反对密约的通电、信函，各地学生纷纷组织起来游行请愿，反对《协定》，号召国人抵制日货。即将大学毕业的恽代英积极投身其中，参与抵制日货。他说：“余誓非万不得以，不购外货矣。”

恽代英号召大家阻止日货，提倡国货，不是“口说争辩”，而是知行合一，与反日救国相结合。他要求大家节省一部分零钱，作为抵制日货的基金；他组织大家到武昌、汉口商店中，调查日货标识与价值，编成小册子，并用抵制日货基金，将小册子印刷出来分发给学生与居民，以便民众抵制日货。他印发的爱国宣传品所用纸张必取国货，传单尾端均标注：“用的是中国纸。”[4]那时，武汉的理发工具只有老式剃刀和现代推剪两种，剃刀只能剃光头。用剃刀剃光头，不仅难看，而且头皮颇感疼痛，由于价格便宜，且剃一次周期长，所以剃光头者，都是社会底层的贫穷百姓。用推剪理发，可剪成平头或西装头，美观且舒适。恽代英原想购买一把推剪，在亲友间互相理发，倡导节俭生活。“不意走遍武汉竟没有国产货，只有东洋货，东洋货他是绝不买、绝不用的。”[5]恽代英买来传统剃刀，索性把头发剃光，以示不再使用日本产的理发推子理发。他还对同仁说，我们提倡用国货，“必须要具备三个不怕，才能坚持做到用本国产品。一是不怕不耐用；二是不怕不美观；三是不怕不经济。”[6]从此，恽代英就剃光头，人皆说他是“苦行头陀”，[7]他却将之取名为“爱国头”。[8]即便后来担任上海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黄埔军校主任政治教官等高位后，依然保持剃光头的做法。

内因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恽代英自1918年以光头示人，表面上看是抵制日货的需要，犹如周恩来留胡子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其实是他内心炽热的爱国思想和坚定的革命精神的体现。

1.爱国思想

辛亥革命的枪声虽然终结了封建帝制，却揭开了军阀混战的大幕，古老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状态并没有改变。怎样才能挽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和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这个事关民族复兴的大问题，在少年恽代英的心里扎下了根。

1907年，12岁的恽代英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办的新学——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异常聪慧的他，仅用一年时间，就读完了原本四年的课程，年终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

1909年，14岁的恽代英跟随母亲来到父亲任盐税局局长的属地——湖北老河口（现光化县）。那时，老河口文化落后，全城无一所中学。无学可上的恽代英，一边开始在母亲的管教下，阅读家中藏书，自学中学课程；一边跟着父亲的朋友、县邮政局局长学习英语，开始接触康德、孟德斯鸠等一些外国学术译本。其间，他读完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9]萌发了爱国救国的想法。他后来回忆：“我常回想到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所想的只是‘中流击楫’‘揽辔澄清’的人格”。

1913年，恽代英父亲失业，一家人回到武昌。这年夏天，18岁的恽代英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当时的中华大学创立刚刚一年，是我国一不靠洋人，二不靠官府创办的最早的唯一一所私立大学。学校按现代教育理念与方法办学，民主气息浓厚。他在这样的学校读书，如鱼得水，成为中华大学“三鼎甲”之一。

1914年， 19岁的恽代英在进入中华大学预科的第二年，在《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义务论》。他在这篇论文里论述了帝国主义鼓吹的文明就是“巨大之军舰也，猛烈之炸弹也”，就是“杀贫贱以利富贵也”[10]，把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讲得很深刻。

1915年，20岁的恽代英从中华大学预科毕业，转入中华大学文科，学习哲学。就在这一年，有两件大事让他心灵深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件是：5月7日，日本以最后通牒强迫中国于48小时内承认“二十一条”，袁世凯不惜卖国求荣，于5月9日承认了“二十一条”。对此，举国共愤，定五月七日为“国耻纪念日”。“五七国耻”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心。[11]另一件是：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问世，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以其朝气蓬勃的面貌与崇尚民主与科学的特质，让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共鸣，自由、平等、互助的思想在他心底诞生，促使他进一步探索中华复兴之路。

1917年，22岁的恽代英将两篇哲学论文《物质实在论》和《论信仰》投给《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阅后，即予刊用。就在这一年，他在武昌成立了第一个“群策群力、自助助人”的宣传新文化运动的进步社团——互助社，并制定宗旨：“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12]互助社唤醒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并团结青年们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1918年7月，23岁的恽代英大学毕业，被聘为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毕业前夕，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卖国的《协定》，点燃了他爱国救国之火。这时，他的爱国行为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思索和口头上，而是付诸实际行动中。为此，有了恽代英组织大家上街抵制日货的活动，有了恽代英从此剃“爱国头”的举动。许德珩说：“代英的革命活动，开始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和反对封建军阀袁世凯的卖国行径。”[13]

2.知行合一

恽代英除了有远大的救国救民理想，他还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坚定革命者。他强调救国不在空谈，贵在力行。1918年，他著文呐喊：“吾等果何以救国家乎？或曰：必改良政治；或曰：必移风易俗；或曰：必振兴实业；或曰：必扩张军备；或曰：必提倡教育；或曰：必促进民主。是数说皆是也，吾闻之十数年矣。说者至舌焦唇敝，争者至目努眦张。试一问于国家实际之利害何如乎？弱固犹是也，且更弱焉；贫固犹是也，且更贫焉；紊乱腐败固犹是也，且更紊乱腐败焉……非是数说之不足以救国家也。说而不能行，行之而不切实，不勇猛，故是数说者，徒为口说争辩之资料而已。吾等望以口说争辩救国家，此岂非说饼而欲求饱腹乎。吾等自今当有一种觉悟，当知国家之所以至今日，皆由一般自命为爱国之士者，但好口说争辩，而不实行，或实行而不切实不勇猛之过。故吾等今日必须超然跳出口说争辩之范围，自见可以救国者实行之，切实而勇猛以实行之……吾意今日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实而勇猛之实行是也……有志之士，倘愿信力行之可以救国者乎？作者不敏，亦愿执鞭从其后矣。”[14]1916年就结识恽代英的郑南宣，对他的这位师长最景仰的地方就是他的知行合一。他说：“凡是接受过代英同志教导的人，或是听过他的讲演，或是和他接触过的人，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不称赞他。但是，或者称许他的文思敏捷，倚马可待；或者称许他口若悬河，热情奔放，有如一团炽热的火能熔化人的感情，使人感奋不已；或者赞许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而循循善诱；或是推许他的刻苦俭朴，近于受苦头陀。这些称许，代英同志都是受之而不愧。然而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他的实践精神。他以身体力行的具体行动，来作示范教育以感化人，这就是他的身教，迄今犹使我景仰不已。” [15]

恽代英的知行合一理念像他的爱国救国思想一样，形成于他的青少年。他在十几岁时就将治学、修身和爱国融为一体，为了将自己的思想落实到实际中，他说“不改造自己，盼望改造什么国家”。[16]他随父母到老河口后，就开始每天写日记。他把每日记事分为“每日行事”和“与人讨论”两大部分；他将每天日程分为十个方面，实行十分制记分，如果哪方面出问题，就扣分，然后再计算一天的实际得分。此外，他还要预先对第二天的事情作出规定，如果没有遵照执行，也扣分。[17]

日记是他反省自己、开展自我批评的工具。对于这一点，恽代英的堂弟恽耀苍印象深刻：“代英非常重视私德，说话算数……他不仅用富有生命力的文章唤醒了青年，而且以身作则，引导青年走上积极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当时，由于社会的黑暗，一部分青年对社会不满，但又找不到正确的道路而产生厌世情绪，出现些不良现象。针对这些时弊，他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以敦品励学、自助助人、诚实不欺为宗旨的互助社，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自我约束。每天问自己是否做了利群助人的事，是否做到不嫖、不赌、不吸烟、不饮酒、不买仇货、不说谎话、不带夹带、不坐人力车。要求每天自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18]在这个基础上，他又组织了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很多青年在他的帮助下，接受进步思想，改掉了坏习惯，投身革命。

同时，十几岁的恽代英已懂得要想救国，光有热情和知识还不够，还要有强健的体魄。他曾对弟弟恽子强说：“现在的国民应当不单注意智育、德育，还应注意体育。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真是可耻。华佗说：户枢不蠹，流水不腐，道理是对的，我们应该不要总是躲在家里，要到外面去运动一下。”[19]为此，他不仅假日里常和互助社的同学们到郊外远足，而且每天起床后和临睡前他都要做“八段锦”健身。[20]

另外，恽代英认为要唤起民众，救国家于水火之中，非要善于辞令不可。在中华大学读书时，他便练习讲演。每次讲演，都事先打好讲演稿子，不论中文、英文，长篇、短篇，甚至写一二十页的讲演稿子，他都要把它读熟。他经过多次的练习，词语丰富了，思想敏锐了，姿态动作灵活了，所以一经登坛讲演，便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引人入胜。[21]

3.俭朴生活

恽代英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他生活上却朴素一生。他朴素的生活与他忘我的革命精神一样，令所有认识他的人感佩；他朴素的生活与他迷人的演讲风格一样，令所有接触他的人难忘。他节俭朴素的生活方式，也是从青少年养成的。

恽代英的弟弟恽子强说：“母亲在世时为他做的丝绸的衣服，他很少穿着……他在做大学生时，发起朴素竞赛。一些人比衣着时髦，长短匀称，他穿着长度几乎靠近膝头的长衫。一些人着绸面鞋，稍破就要换新的……他着老布鞋直到磨穿了底才换新的。他说：‘这些人靠父亲兄弟的收入，这样浪费自然不应该，就是自己劳动得来的，也应该节约着用，做些有益的事。’”[22]

1920年11月，恽代英受聘到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任教。那时，他已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已在众多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凡是读过他的文章，未有不被他的道理所说服、感情所吸引。”[23]“可以这样说：现代的知识青年，很少有人不知道恽代英这样一个人。”[24]然而，他的装束和生活与他的名声和地位却截然相反，就像学校的一个工友。他当年的学生吴蔚春说：“他的生活极朴素，那时他穿的是一件布袍子，长仅盖膝，袖口很大。脚上穿的是布鞋和普通农民所穿的粗纱袜子。扎脚用的是农村妇女所用的鸡肠带子。房间里很简单，床上铺的被褥是布里面的，书桌上摆的只有几本中西文书籍。除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和一只手表，其他一无所有。”[25]一年后，恽代英应邀出任川南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师生们认为他一定是个西装革履、风流潇洒的新青年，听说他到学校了，大家都拥到他寝室的窗外去偷看。只见里面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在整理书籍和行李，光着头，黑黑的脸上戴一副小眼镜，穿一件粗布长衫，脚上是一双青布鞋，一点没有“新青年”的气派。大家都以为他是恽代英的仆人，有同学便问他：“恽代英先生什么时候到？”他微笑地点着头说：“马上就要到了。”[26]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期间，恽代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可他身上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依然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的房间除一桌一床一凳外，仅有几个书架的书和报刊。他常穿旧的竹布或夏布长衫，常在小饭店吃饭或买大饼充饥。”[27]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恽代英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是组织和领导者之一。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由于天气酷热，部队给养又十分困难，不少人开了小差，部队的士气受到不小的影响。他光头赤脚，身穿一套粗布军装，为此有人称他为“光头委员”。战士们喜欢这位“光头委员”，都非常愿意接近他。因为“光头委员”在哪里，哪里就活跃起来。[28]

恽代英生活这样朴素，是经济困难吗？不是。他在宣城第四师范学校教书时，每月工资八十元，连稿费及翻译外文书籍每年约有两千元收入。[29]他在川南师范学校时，每月的薪俸和稿费收入在二百元以上。他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宣传部秘书时，每月薪水120块大洋。当时一般大学教授的月收入大概50块大洋，而一个三口之家，若有30块大洋，生活就算不错了。[30]1926年，恽代英出任国民党二大的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每月除了拿着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二百八十多元津贴，还在黄埔军校领着薪金。[31]即便如此，他依旧生活简朴，依旧剃着光头。那么，为什么他生活如此“寒酸”呢？因为他从小就奉行俭朴生活，立志为民，自助助人。他“规定每月自己只用四元，其余的钱不是帮助贫苦的学生读书，就是捐献给革命事业作经费”。[32]

恽代英保持俭朴生活，除了修身，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他曾对友人说：“中国最苦的人是劳动人民。如果我们要接近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所信服，必须要自身就从艰苦朴素做起。”[33]他的苦行从自己做起，既表现了做人的情操，也有示范效应，希望人人能及，以利天下。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说了一段令世人无不动容的话语：“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34]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人生的三种崇高境界高度凝聚在了恽代英身上，形成了他超越人类价值观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伟大人格魅力。

结果

恽代英是唯一始终以光头示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的光头发型和他的粗布长衫一样，既是他鲜明的形象特征，更是他独特的情操体现，与他形影相随，成为他人格魅力固有的“商标”。茅盾曾撰文说：“灰布大衫就是Y君（指恽代英——笔者注）的商标……这一件朴素的衣服已经成为他整个人格的一部分，这从不变换的服装又象征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始终如一的坚贞和苦干。”[35]光头之下，蕴藏着他“治学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中华传统思想，也包含了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强烈爱国精神，更展示出他“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为信仰而终的共产党人崇高品行。

恽代英是牺牲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很冤很让人感到惋惜的人之一。虽然他像澎湃一样，都是在上海被捕，但澎湃被捕时中共重要领导人的身份已经暴露，毫无营救的机会；而恽代英被捕时，他的中共身份并未暴露，眼看着要被组织上营救出去的时候，被叛徒顾顺章出卖了。虽然他像瞿秋白一样，也是在被捕后被叛徒出卖，誓死不叛党而英勇就义，但瞿秋白是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被捕的；而恽代英却是在坚持“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时候，被自己的领导“发配”到危险境地而被捕。虽然他像方志敏一样，就义的时候都只有36岁，但方志敏是在与数倍于己的敌人面对面战斗中被捕就义的，而恽代英却是在白区的特殊斗争中不幸被捕，因叛徒出卖而就义的。对此，无人不扼腕痛惜。周恩来在得知恽代英就义时，连说“可惜！可惜啊！”

恽代英是同时在国共两党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少数中共领导人之一，更是同时赢得政见不同者赞颂的为数不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恽代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具有很强的理论水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目光远大，政治立场坚定，与我也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36]1950年，周恩来为恽代英题词时，称他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和 “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37]萧楚女对友人谈起恽代英时说：“像代英这样的人，我在古往今来的圣贤中没有听说过，只有墨子倒有点像，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代英就是现代的墨子。”[38]茅盾称恽代英为圣人，他在文中写道：“代英刻苦宽厚，无丝毫嗜好，未尝见其疾言厉色，有朋呼之为‘圣人’。”[39]国民党人叶楚仓将恽代英比喻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革命中之圣人”和“文武兼备之革命实行家”的朱执信：“代英不仅相貌像执信，就是他们的个性也很相似。” 还有人把恽代英比喻为中国的甘地。[40]民主人士柳亚子在《哭恽代英诗》中问天地：“苦行嗟谁及？”[41]

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越时空的，也是超越政见的。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想，恽代英也是如此。

（作者张晓东，中粮集团忠良博物馆原馆长。）

[1]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恽代英之孙恽梅女士一行到泸师附小调研》，《法制社会报》，2021年12月30日。

[2]阳翰笙：《照耀我革命征途的第一盏明灯》，《回忆恽代英》。

[3]张惠芝：《试析》，《历史教学》，1997年第4期。

[4]恽耀苍：《忆堂哥代英》，《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5]恽耀苍：《忆堂哥代英》，《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6]郑南宣：《永远的景仰》，《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7]恽耀苍：《忆堂哥代英》，《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8]朱柳笛、闾宏：《布道者恽代英》，《新京报》，2011.6.16。

[9]恽子强：《恽代英入党前轶事》，《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10]《恽代英全集》，第一卷第3页。

[11]胡治熙：《缅怀恽师》，《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12]刘仁静：《勇猛为革命而奋斗的战士》，《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13]许德珩：《怀念恽代英同志》，《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14]恽代英：《力行救国论》，《恽代英全集》第二卷,第121页。

[15]郑南宣：《永远的景仰》，《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16]钟德寿：《恽代英：永葆党员先进性的典范》，《光明日报》，2005年9月29日。

[17]恽子强：《恽代英入党前轶事》，《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18]恽耀苍：《忆堂哥代英》，《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19]恽子强：《恽代英入党前轶事》，《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20]恽耀苍：《忆堂哥代英》，《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21]吴蔚春：《恽代英在宣城师范》，《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22]恽子强：《恽代英入党前轶事》，《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23]吴蔚春：《恽代英在宣城师范》，《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24]筱林：《恽代英印象记》, 《社会新闻》，第7卷第24期，1934年6月12日出版。

[25]吴蔚春：《恽代英在宣城师范》，《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26]张济民：《忆恽代英同志在川南师范》，《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27]陈养山：《代英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28]戴和杰、何剑芳：《恽代英的清贫人生》，《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10月9日。

[29]吴蔚春：《恽代英在宣城师范》，《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30]戴和杰 何剑芳：《恽代英的清贫人生》，《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10月9日。

[31]张彬如：《忆代英同志》，《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32]张济民：《忆恽代英同志在川南师范》，《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33]郑南宣：《永远的景仰》，《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34]李良明、李天华：《恽代英青年箴言》，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

[35]茅盾：《记Y君》, 《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36]何立波：《“青年楷模”恽代英》，2016年7月1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37]茅盾：《记Y君》,《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38]阳翰笙：《照耀我革命征途的第一盏明灯》，《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39]茅盾：《记Y君》, 《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40]筱林：《恽代英印象记》, 《社会新闻》，第7卷第24期，1934年6月12日出版。

[41]柳亚子：《哭恽代英五首》, 《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刘晓 刘博文

编辑：王楠（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