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的呼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沈阳、长春及南满铁路沿线地区的重要城市相继沦亡。在日本军部、内阁的支持下，关东军有恃无恐，向北满、辽西扩大侵略。千百万东北人民也不得不流浪他乡，在寒冷的雪夜中唱着《流亡三部曲》。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25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接着，北平、上海、长沙、开封、广州等地各界民众陆续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中国历史进入局部抗战阶段。
流亡的东北人民悲愤的呼声，紧紧揪住了同样饱尝故土沦陷之苦的宋斐如的心。他心痛于故乡尚未光复，东北却又陷入敌手。雪夜中，他因为思乡而失眠。他相信，“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必须有相当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修养和经过无数次的艰难的实际斗争，才有正确认识成功的希望。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修养，就不能了解和把握客观现实的发展规律。同时，如果没有把握客观的规律，也就不能有正确的主观行动，而就会必然地变成盲目的空洞的行为。”为此，他搜集相关材料，撰写有关东北事件的评论文章。
1931年12月出版的《新东方》月刊，针对九一八事变制作了一期“最近远东问题专号”。在这卷专号上，宋斐如发表了《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日本经济的衰落与东北事件》（署名：蕉农）、《东北事件与帝国主义战争》（署名：沉底）与《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署名：剑华）等3篇专论。此外，宋斐如另有相关佚文：《日本果非侵外则不能存立吗？》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方法》。
形势的发展果然如同宋斐如在《东北事件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推测那样不幸而言中了。“国联”（国际联盟）处置东北事件的中日问题的态度，不但没有引发一般人期待的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战争”），反而“怂恿”日本帝国主义干预在侨居外国人最多、帝国主义商品集散场、外国军备完全的淞沪地带，再次发动侵华战争。
投奔冯玉祥
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宋斐如深刻体悟到，光是写文章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呼吁中日两国民众团结反帝，依然拯救不了多难的祖国，于是毅然辞去了北大的教职，投奔主张抗日救国的冯玉祥将军。
据载，冯玉祥1931年读过的书有52种，其中就包括宋斐如经常发表文章的《新东方》。此外，冯玉祥也没有忘记正在遭受日本殖民的台湾，他对台湾是有感情的。同年8月12日，他“读《台湾伤心史》，真令人伤心，其四百万人有五分之四为我国人，而日本人则名之为新国民。有志救国者当如何？”9月20日，他又在日记中再次强调：“台湾原是四百万人，内有五分之四为中国人，日人名之曰新国民。”
《台湾伤心史》很可能就是宋斐如（笔名“蕉农”）译成中文的山川均的《殖民政策下之台湾》；1930年9月1日，北京新亚洲书局以《台湾民众的悲哀》为书名刊发。这也许就是冯玉祥日后邀请宋斐如上泰山讲学的机缘吧。不管事实是否如此？总之，正因为冯玉祥有那么强烈的求知欲望，宋斐如又敬佩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冯玉祥将军；他于是辞去北大教职，通过陈豹隐的推荐，登上泰山，为冯玉祥讲学。
1932年11月15日，北平西北书局出版宋斐如《土地政策研究》。（作者供图）
1932年7月4日，宋斐如登上泰山。当天，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见宋先生等，谈政治经济报告的事，定为每星期一、三、五日来谈，下次将谈研究的纲领及其办法。”
7月11日的日记中载，“宋斐如说经济学的动静两点，颇有意思。”
7月27日的日记中载，“宋先生报告国际政治、经济情形甚详，又谈及南美洲等地革命浪潮之高涨，有一日千里之势，堪为注意。我以为这是好现象，不革命没有出路。”
当年10月7日，冯玉祥离开泰山来到张家口。宋斐如也随同冯玉祥到了张家口。在那里，他与各路抗日志士讨论抗日形势，商谈抗日大计，负责主编宣传刊物《抗日救国》，唤醒民众，奋起抗日。除此之外，他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与冯玉祥等人讨论并撰写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李顿调查报告书的批判文章。
1932年1月24日，国联完成“国联远东调查团”分别来自英、美、法、意、德5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团员委任工作，28日日军即发动“上海事变”，2月5日，整个东北沦入日军之手，3月1日发布“满洲国”建国宣言。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冯玉祥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强权无公理之世界”，因而对国联调查团的“调查”不抱任何幻想。3月15日，冯玉祥也在日记中激愤地写道：“国联如此混账，诚是一个强盗组织。中日的问题绝不是强盗组织的国联所能解决的。”宋斐如也通过同年七八月发刊的《新东方》发表《东方民族运动与中国西北开发——帝国主义侵略的新转变与东方民族运动的新阶段》，清醒指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专靠本国无产阶级的极度榨取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剥削之两管‘补血针’来延长他们的残喘。”
同年10月2日，国联李顿调查团发表长达20余万字的《李顿报告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犯中国边界，而是为了对付“赤色危险”，同时主张东北脱离中国管辖，设立所谓“满洲自治政府”，并提议在中国东北组织特别宪兵，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规定“自治政府”聘请外籍顾问，把一切政治、财政、警察等权力都交由外国人组成的顾问会议控制。这个调查报告立即激起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慨。
10月10、18、19日，冯玉祥针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连续召开了3次讨论会。宋斐如也参与了讨论。2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基本接受调查团报告书。26日，国民政府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对报告书表示原则接受。同一天，冯玉祥又与宋斐如、北大经济系毕业的张勃川（张百川，1909-）及徐先生一起讨论反调查团报告书的写法。其后，宋斐如前往北平看病，张勃川也有事暂离泰山。冯玉祥于11月12日托人“给宋带五十元医费”。宋斐如与张勃川随后又回到泰山。19日起，冯玉祥又同宋斐如、张勃川、徐先生和王先生一起阅读已经写好的《反调查团报告书》。其中，宋斐如负责撰写第五章至第十章。他们逐章阅读讨论，因为“九、十两章关系太大，故改为携回详看”。冯玉祥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宋先生文字活而轻视人，人似尚慎重。”20日，冯玉祥“将反调查团的报告书第九章、第十章大概看了一看”。21日，冯玉祥校看完《反调查团报告书》，“当晚即交彭秉信往北平送去，请高兴亚先生斟酌修改。”30日，冯玉祥在日记中清算当月所做的重要事情时强调指出：“作《反调查团报告书》，宋、张两先生颇努力。”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集中反映了西方列强对日本采取的欲抑又纵的绥靖政策，从而大大助长了日本法西斯争霸侵略扩张的野心。
1933年1月8日，冯玉祥领导的“《反调查团报告书》换面已成”，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批判斗争也告一段落。2月14日，国联十九人委员会决定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并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27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国联。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终于成为一纸空文。
组办研究室形式的学习
1933年8月17日，冯玉祥回到泰山西麓的五贤祠，以“读书救国”为口号，开始了第二次在泰山的隐居。8月25日，宋斐如也来到泰山五贤祠，并与冯玉祥“谈现代世界潮流与我等今后应负之责任”。
冯玉祥泰山读书研究室陈列的部分成员照片。（作者供图）
据冯玉祥日记中载，其间他与宋斐如谈到设置研究室，扩大邀请进步学者，进行有计划的讲学事宜。冯玉祥同时提出了设置办法的五点考虑：“一、须有长久性。二、须有一固定地方。三、如何能推进一切。四、注重研究讨论。五、找人才。”他“以为此事关系极重大也”。
在10月11日，冯玉祥同宋斐如商谈了由宋斐如草拟的研究室设置办法，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拟确实去办，我们以后的努力是什么，须有一个计划”，并把“研究室弄一个确实的办法”，列为“本月要办的几样事”之一。30日，冯玉祥结算这个月所做的事，其中第三条是“研究班（室）已成立”。
孟醒仁、曹书凡《冯玉祥传》载称，“研究室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安排冯玉祥个人的读书学习，也扩大到他的随员。研究人员经常有七八人，主要为冯玉祥讲经济学原理、政治学、辩证唯物论、国际政治、古典文学以及物理、化学、史地等。每周上课二至四次。每次两小时。地点设在冯居住的五贤祠。……冯的住室墙上有‘救国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的联语，为读书和工作的座右铭。……讲学则在冯的会议室内，听课的主要是冯玉祥和他的夫人李德全，冯的少数部属也参加听课。座谈会每隔一两周举行一次，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或某些专题。讨论题目确定后，由研究室有关人员先做准备，在座谈会时做中心发言人。参加座谈的除冯、李外，还有随冯的高级军官、幕僚等，研究室的人员全体参加。”研究室成立之后，冯玉祥与宋斐如的互动更加紧密。
研究班在1934年12月解散了。冯玉祥的日记虽然没有载明理由，但对“不可对人说无钱二字，以保我之不求人的态度”的他而言，经济问题应该还是最重要的因素吧。就这样，宋斐如暂离泰山，前往北平。
1935年1月11日，宋斐如又由北平回到泰山。冯玉祥的日记续载：1月13日：“宋（斐如）先生同田先生、赖先生来……谈及在今日政府之下，国家民族所吃之大亏，又说道说实话之得罪人。午后，把读书之事又重新定规一次。”赖先生，就是后来接替宋斐如担任研究室负责人的赖亚力。由此可见，此时，宋斐如已经准备去日本留学了。
总之，在宋斐如等人的努力下，泰山的读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诚所谓“五贤祠下人才济，普照寺旁是学府”。当然，这几年的读书活动，对日后冯玉祥的革命倾向，积极抗日，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留学日本研究敌情
宋斐如认识到，“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少不了日本敌情的研究，而日本研究又离不开日文资料和正确的研究功底。”于是后来也到了日本。
1935年2月1日，冯玉祥同宋斐如第一次“谈其到南京的事及见孙（科）、邓等事”。17日，冯玉祥为宋斐如写了5封介绍信，分别给“李（石曾）、孙（科）、简、梁（寒操）、马（超俊）”。第二天（18日）早上9时半，冯玉祥同宋斐如“谈他走的事”，并且提到：“我写的五封介绍信给孙、李、梁、马、简五位，有无效果，诚不敢定。”然后，宋斐如就带着冯玉祥所写的五封介绍信下山。28日，冯玉祥在日记上纪录当月“已办的事”，其中包括“宋之留学去”。
3月15日，宋斐如自上海、南京回到泰山，并向冯玉祥报告说，他已同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订有二年的合同，月支150元，聘为日本政治经济研究员；同时提到，他见了孙科，谈了话，也看了他写的东西；见了南京市市长马超俊，谈话数次，“并有精神团结事；也见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家’杨某及李石曾和薛德煜，分别谈了话。”
其后，冯玉祥的日记有近3个月没提到宋斐如，到了6月9日才又见到“宋先生往济南，不知何事”的记载。20日，又有一条记事写道：“宋斐如先生自日本来函，并有剪报，详说良心之不安，并问我之所以。尚未复之。”这样看来，宋斐如应该是在6月9日以后前往南京，任职孙科主持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日本政治经济研究员；然后于6月20日之前派赴日本东京帝大研究院，进行大约3个月的短期研究。
9月24日，宋斐如自日本回来，再上泰山，见冯玉祥，“定规自明日起讲书。”第二天，也就是9月25日，宋斐如又开始给冯玉祥讲课。冯玉祥请宋斐如“讲其到日本所研究之心得，言语之间，问其所以”。冯玉祥认为宋斐如“对日本史不十分清楚”，因而深刻体认到“史书之重而且要也”。27日，宋斐如讲“日本农村情形”。
10月1日，宋斐如再给冯玉祥讲“在日本之所得”。2日，宋斐如再为冯玉祥“把日本的政治、社会各情形，均详述了一次”。
这之后，宋斐如再下泰山，前往南京，然后再往东京帝大研究院，继续进行日本国情的研究。一直到1937年2月28日，与中山文化教育馆订定的两年合同期满（3月）之前，他才从东京归国，并在南京面见已经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投入即将展开的全国人民抗日战争中。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2年09月24日08版）
作者：蓝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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