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谷雨实验室 编辑丨张瑞
封面图 | Pexels
来源丨谷雨工作室
家庭战场
大概是从女儿三四年级开始，绿杉蔷的家庭生活变成一个战场，上演着权力的压制与反抗、怒吼和眼泪，甚至几次提到过“死”。
触发机制，有时是女儿笔下的一个错字，同一个字，听写十遍、二十遍，这次少一个点，下次又多了一道横；有时是一个数字，写在草稿纸上是“7”，搬到习题本里就成了“1”。前面明明写的是乘法，算着算着就成了加法。
她冲着女儿大吼，有时候，咆哮声响彻楼层。好几次，绿杉蔷被气得手脚发麻，眼前发晕，倒在沙发上。
给安妮报考钢琴三级，几首曲子，反复在同一个地方犯错，纠错、打手心，还是改不过来。绿杉蔷彻底失控，跑过去打开位于23层楼的窗户：“都不活了，咱们俩今天一起跳下去！”
而四年级女儿的反击是，她冲进厨房拿起刀：“你知道我去干什么吗？我要自杀！”
绿杉蔷在黑板上写下女儿的常错生字和记不住的单词，右边的板子贴着学习计划表绿杉蔷
夜里，绿杉蔷躺在卧室的床上，被绝望感包裹着。她想到即将面临的“小升初”，想到未来一道道需要依靠学习翻越的险峰：以后如果考不上高中，上不了大学，没有好的工作，这孩子就完了。她也不明白，看起来那么聪明的孩子，为什么就是学不好？为了孩子的教育，她自学了心理学，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但仍然找不到答案。
女儿安妮曾短暂地承托起她的希望。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上，安妮和另一个小男孩一起，代表幼儿园里的几百个孩子，当晚会的男女主持人。小区里有8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安妮和男孩，被大家公认为最优秀的。
上小学后，男孩一连拿下了校级、北京朝阳区的“三好学生”，安妮的成绩却掉到了班级中游。
在绿杉蔷身边，成功教育案例比比皆是。她亲眼看着一位好友的女儿慢慢长大，考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当上北京的中考状元，又在高考后，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把孩子们放在同一个坐标系，在众多上升曲线中，女儿安妮就像那根最突兀的抛物线，随着一起失控下坠的还有母亲的人生。
亲子关系最紧绷时，啪——，绿杉蔷成了最先断裂的那根线。她确诊了抑郁症。
“学习困难”四个字，在她的前半生从未出现过。绿杉蔷自己在10岁左右就得过国际大奖。读书向来不是多费劲的事情。从小到大，该拿的奖项都拿了个遍。毕业之后，她考上了北京的公务员，一路升职为中层干部。
但40岁这年，绿杉蔷辞掉发展前景更好的领导岗位，换了一份市属高校的工作，有寒暑假，四点下班，给了她足够的时间监督女儿的学习。那时，绿杉蔷仍认为安妮学习不好，只是“态度问题”。
“对我来说，人生在走下坡路。”绿杉蔷说。失落感和怨气没有消失，成为日后亲子矛盾的催化剂。
每天下午，绿杉蔷掐着点下班，朋友间偶尔聚会，她也不敢参加。急匆匆赶回家，做好饭菜，就坐在安妮身边死磕作业。但凡遇到懂教育或孩子成绩好的家长，绿杉蔷就追着问：“我们家孩子怎么就这样呢？”关系好点的朋友，都收过绿杉蔷发来的卷子照片：“又考成这样，你说到底为什么呢？”
那时，绿杉蔷还不知道，自己患上抑郁症，女儿安妮也逼近了危险的边缘。
一天，女儿同桌的家长突然找到绿杉蔷，告诉她，两个孩子觉得上学没意思，相约着跳楼自杀。
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
2019年5月，安妮在北京市第六医院确诊为注意缺陷型多动症。
安妮做过的韦氏智力测试，气质类型为“难养型”
绿杉蔷
据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编写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显示，全国ADHD患儿大概有1461万至1979万人，就诊率不足10%。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助理研究员王久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2016-2020年，医院诊断了601名多动症患儿，其中，有200个孩子合并有阅读障碍。这家医院，还是国内为数不多，能为阅读障碍提供明确诊断的机构。
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多动症或者阅读障碍的孩子，既无法适应学校的学习，也无法得到家长的理解，在当下的社会价值序列中，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失败者。
拿到诊断结果，绿杉蔷感受到一种极强的解脱。孩子是个好孩子，问题也不在于自己教养不当，她只是病了。一些多动症孩子通过用药恢复正常的案例，让她感到振奋。中枢兴奋剂类的药物可以改善注意力不集中，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可以减轻精力过剩。但她也在医生和部分家长那里了解到，也有孩子用药之后效果并不明显，反而产生了抗药性。睡眠不好、食欲下降，也是可能存在的副作用。
考虑到安妮的症状并不严重，绿杉蔷暂时没有让孩子服药。这位焦虑的母亲又开始打听其他的疗法，包括食物疗法、感统训练、数字疗法等等……市面上，这类机构的广告随处可见，收费动辄好几万。
所有与多动症相关的书，绿杉蔷几乎全找来读过了一遍，“盼望着有一天药到病除，孩子变成我期待的样子。”她参加过多动症孩子的教育讲座和工作坊，结识了专门研究多动症的博士，以及一位美国的教育专家。
一位做特殊教育的朋友问绿杉蔷，如果孩子以后没有明显好转，一直都是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做到接纳她吗？绿杉蔷在心里愤愤回应：你没这样的孩子，当然说得轻巧。
去医院时，绿杉蔷偶遇了一对从山东来北京就诊的母子，是被学校老师撵来的。孩子在地铁上跟人搭话：“老师说我有病，不让我上课了。”男孩七八岁，充满活力，在医院跑来跑去，抱着其他孩子转圈。中午，妈妈买来汉堡，孩子举到绿杉蔷嘴边：“阿姨，你吃啊，这个不辣。”
晚上回家，绿杉蔷在微信上告诉对方的母亲，孩子非常招人喜欢。听到转述的夸奖，孩子有点意外地问妈妈：“阿姨也喜欢我这样的孩子吗？”
仿佛心被撞了一下，电话另一端的绿杉蔷心疼了起来。
在怀上安妮之前，绿杉蔷和丈夫最喜欢看宫崎骏的动画片，里面的小女孩，个个活泼可爱。夫妻俩许愿，将来一定也要生个波妞那样的女儿。
不久前，两人想起这件事，才忽然意识到，老天已经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女儿。安妮阳光、真诚，一点也不娇气。在班里人缘很好，每天都生气勃勃。
“我们怎么又贪心了，”丈夫说，“当时我们并没有求一个学习好、在学校表现乖巧的孩子。”
在学习困难门诊，治疗开始前，梅竹会跟家长达成治疗共识——不在于分数提高多少，除了改善核心症状，更需要关注孩子的行为和情绪管理，以及家庭成员、老师和同学的相处模式。
“不是孩子送到这里，医生管他就行了。”梅竹说，“就像桌面的平衡一样，孩子动了你（家长）势必也要动，才能建立一个新的平衡。”
但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就像一场漫长的自我斗争。安妮升上五年级不久，拿回了数学第一单元测试的试卷，上面写着刺眼的数字——76分。绿杉蔷提醒自己：深呼吸，淡定。她没有责骂安妮，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搬来一堆习题。
但情绪还是会反复。有一次，安妮写一篇作文，用了两个小时，抄了三遍，照旧出现了三个错别字。绿杉蔷又开始变得狂躁，脱口而出：“我真是后悔生了你。”
安妮像头受伤的小兽窜回房间。绿杉蔷的反复无常给她带来了另一重伤害。安妮哭着质问：“你到底有多少个面孔？”“为什么你有时候对我那么好，还给我做水果，还摸我的头，转过头就说你后悔生了我。”
主流社会里，不正常的人？
安妮确诊多动症后，绿杉蔷开通了一个公众号，记录女儿的治疗过程，由此建立起与四五千个多动症家庭的连接。
她结识了许多受苦其中的家长，其中许多是母亲。来自济南的一位妈妈全职带娃，孩子患上多动症后，丈夫怪她，连个孩子也教育不好。每隔两三天，她就会接到老师的投诉电话，现在，她一听见来电铃声就想哭。
住在北京大兴的一对夫妻，在孩子确诊后离了婚。妈妈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把小孩带在身边，住在孩子的姥爷家里。老人搞不清多动症，也不了解抑郁症，难以忍受“不正常”的母子，天天在家发脾气。
一位多动症家长与绿杉蔷的聊天记录绿杉蔷
痛苦之中，家长们带孩子看病，给孩子吃药，祈求自己的孩子能变得正常。但慢慢地，一种“逆反”也在某些家长心中产生，自己和孩子都那么痛苦，真的只是因为一种病一种缺陷吗？
大概对应试的狂热，对成绩的焦虑以及相伴随的对孩子的高压，是整个东亚社会的共同特征。在《不正常的人？台湾精神医学与现代性的治理》一书中，一位中国台湾社会学博士写下自己的观察：“就是在一个过度将学业成绩表现等于能力的社会体制中，孩子学业成绩不佳，才会被视为功能减损，或是才会引发他人负面的反应，致使孩子遭致挫折。”
在医院时，绿杉蔷遇到一位给孩子取药的父亲。吐槽完孩子的成绩和学校的表现，又流露出温情：“咱们这种孩子，还自我感觉特好，每天倍儿乐呵！”
如果没有学习生活，多动症孩子或许是最快活的一群人。在很多家长的描述中，快乐仿佛是这类孩子的某种天赋。一位妈妈形容7岁的女儿，像一只快乐小鸟，每天自娱自乐，时而哈哈大笑，一家人都被会她的情绪感染。
网名叫“A娃洛爹”的父亲在网上写下飞鸟与鱼的比喻：儿子是一条快乐的鱼，却被要求和一群小鸟比赛飞翔，不飞就会被看不起。家里没矿，无法打破世界的规则，只能给小鱼吃药，让他扭扭捏捏学飞。
可能难解的问题是，是学习，而不是快乐，是孩子们童年的“正经事”。
“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太卷，太‘变态’了。”曾是学霸的绿杉蔷也连连感慨。安妮六年级时，期末考试满分700分，她考了650多分，每科平均分在90分以上。但在班里排到了20多名，跌到全年级100名以外。绿杉蔷承认，就算把当年的自己放到现在，也不一定能做得比女儿好。
《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中的《我国中小学生自杀问题的现状分析》分析，导致中小学生自杀的原因，家庭矛盾共占比33%，居于首位，紧接着是学业压力，占比26%。但报告认为，相当一部分家庭矛盾案例的冲突根源也是学业压力，考虑间接作用，学业压力才是首要原因。
绿杉蔷尝试“躺平”，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作为母亲内心僵固的角落开始松动。她参加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开展的正念教养八周课程。这一次，干预的对象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这是一个旨在“改善父母情绪问题及无益处教养行为”的课程。课程主题上写着：“我们能否暂时去掉对孩子的种种标签，全然观察他真实的样子？”
在那次发火过后，绿杉蔷预约了心理医生，排解自己的焦虑和压力。她突然发现，自己好久都没有大笑过了，连笑的感觉都很陌生。
心理咨询起了作用。去年元旦，绿杉蔷陪读三天，居然没发过一次脾气。安妮的爸爸也发现了妻子的变化，晚饭时，他对妻子说，感谢你这三天没有发火，这个假期过得很愉快。
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有一天，女儿给绿杉蔷看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
那是一张血淋淋的照片。是一个孩子在白皙手臂上，用裁纸刀划下的一道道伤口。手臂的主人属于小区里另一个女孩子。不久之前，她刚考上北京二环内一所很好的初中。毫无疑问，是大人眼中教育成功的典范，但手上的每道伤口，都揭示着可能付出的残酷代价。
像绿杉蔷这样的父母不得不问自己，到底是“不会学习”的病，还是僵化的教育体制、单一的价值评价体系，才导致那么多的焦虑和痛苦？是否能有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一位华人妈妈Mana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她带着患有多动症的儿子在澳洲生活。
孩子刚确诊时，Mana也曾焦虑过。她从小在国内长大，在澳洲接触最多的，也是当地的华人圈子。身在海外，他们仍是最热衷鸡娃教育的一群人：补课、上强化班、进入“精英中学”，考上一流大学。就连国内的外婆也会时不时发来老姐妹们的孙辈视频，谁家的孩子考了钢琴几级，今天背了多少三字经，明天又学了几首唐诗。直到学习障碍的出现打破了大人们的幻想。
这位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她更少感受到来自家庭内部、学校，以及社会的压力。Mana的丈夫本身也患有多动症，他劝说妻子，孩子只是性格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应该接受孩子的不同。丈夫告诉Mana，小时候，他经常被老师投诉，“他上课不行”“他多动症”。妈妈从没维护过他，反而帮着老师，在他心里烙下异类的标签，让他从小就有着创伤记忆。
16岁，丈夫从国内搬到澳洲，在他成年，拥有选择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大学的入学资格，他厌恶读书，转而选择自己喜欢的技校学修车，打过几年工，后来自己创业——意思是，即使无法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优等生”，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而在澳洲，还有一整个社会支持系统。在学校，老师们大多都经过专业培训，知道怎么帮助多动症孩子，作为在学校的观察者，老师也会写评定量表，帮助医生诊断。情况严重的，学校还会专门为他们设置特殊班，每两位老师带六个学生。
多动症孩子容易在长期的负面评价中，积累挫败感和低自信。但Mana的儿子在学校里，几乎每个学期都能拿奖。除了学习，学校还会设置一些关于品行的奖项，比如有责任感，或者愿意助人为乐。
孩子在学校获得的奖状Mana
但在国内，就算是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对多动症有足够了解的老师们也并不多。
上初一后，安妮的数学成绩常低于班级平均分。答题漏步骤，卷面也不够干净。这是一所唯分数论的中学，数学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批评她，“无药可救”。在安妮拿回家的卷子上，绿杉蔷都能感受到老师的烦躁。上面打着硕大的“X”，连纸张也被划破。
状况严重一些的孩子，如果破坏课堂秩序，就算能避免被老师劝退，也遭不住其他家长的投诉，甚至可能会被班里的孩子孤立。
绿杉蔷并不埋怨老师。家里有一个多动症孩子都会焦头烂额，更别说在几十个孩子聚集的班级里。“这不是老师的问题，是教育大环境的问题。”
而在澳洲的华人圈子里，Mana发现，被视为天资聪颖、最擅长学习的华人孩子，在青春期出现崩溃、抑郁的心理问题的，也不在少数。在当地人看来，很多华人家长的上名校的执念是难以理解的。
与学习困难抗争了三年，如今，绿杉蔷正在学着怎么当一个甩手掌柜。这是应对女儿进入青春期而改变的策略。这个最叛逆的年龄，让父母们如履薄冰。她决定把重心全部放在维护亲子关系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跟她做朋友，其他的都放在第二位。”
她慢慢相信，在医院确诊，不意味着孩子一辈子就“完了”，“不合适学习，肯定有适合的事。”绿杉蔷所在的家长群里，几个妈妈开始讨论，孩子擅长做甜点，造型精致，口味也很好，那么长大了当个面点师也不错。喜欢插花和瑜伽的，未来能走的路又多了两条。
这也让绿杉蔷想起，女儿安妮喜欢电子音乐，自己就会做大量笔记，啃英文原版电音杂志，这让她的英语PET考试一次通过；她爱打篮球，入选过校女篮队，代表学校拿到过北京市朝阳区冠军……绿杉蔷想，无论哪一项成为她日后的职业选择，能让她安身立命，或许也不错。
如今，女儿写不完作业的晚上，绿杉蔷不再执着于熬夜完成，而是和丈夫一起怂恿她休息一会，或者出去转转。
周末的时候，其他孩子都在学习，安妮却总被爸爸拉着出去骑自行车，或者坐在绿杉蔷的小电动车后面兜风。女孩喜欢戴着耳机听歌，或者跟妈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最近又喜欢哪些歌星。
绿杉蔷的手机歌单里，有一首齐豫的《女人与小孩》。是她怀孕时最喜欢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当初那个年轻的妈妈，小心翼翼捧着隆起的腹部，发誓要给孩子最好的爱。她很久没听过这首歌，但歌词记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这个小孩是不是一个礼物
但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再原地踏步
陪他长大
给他很多很多的爱
让他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
因为一个小孩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很多小孩的问题，就是关系的问题
在上海同济医院“学习困难专病”门诊，儿科副主任周晓迅见过很多焦虑而疲惫的父母。
诊室里，有的家长细数起孩子的罪状，边说边掉眼泪。在家上网课，老师在屏幕那头点了三四次名，男孩就趴在桌上睡觉。一被父母责骂，就发脾气摔门，甚至动手打人。一位上海母亲在疫情封控时和孩子在家待了两三个月。孩子患有多动症，自从断了药，上网课坐不住，功课也做不完，母子间的“战争”每日上演。解封后复诊，女人肉眼可见衰老了不少。
学习问题总是演化为家庭矛盾。那位上课睡觉的男孩，被医生问到对父母的评价时，孩子的回答是：“没有任何优点。”诊室外的走廊上，十来岁模样的男孩跟在母亲身后，两人冷着脸，隔着一米开外的距离。母亲提醒他吃点面包，男孩冲着她大喊：“我今天就是饿死也不吃！”
学习困难门诊建立之前，同济医院就设有儿童心理咨询门诊，但大部分家长咨询的问题，都离不开学习。那是最容易引起父母忧心的指标——为什么孩子不听话，成绩不好？为什么不愿意读书，整天打游戏？
开学第三天，一位一年级的男孩被母亲带进了周晓迅的诊室。他先是对诊室里的设备来了兴趣，在体重秤上跳上跳下。刚坐定，又从椅子上溜下来，摸摸听诊器，挂在耳朵上听。但这个活力过剩的男孩其实敏感脆弱，父母说他几句，就会大哭。新学期第二天，老师就把家长叫到学校。上课上到一半，孩子自顾自站起来，到教室外面兜了一圈。老师提醒母亲：“小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带去检查一下。”
周晓迅（左四）接诊患儿和家属上海同济医院
像这样被带来的孩子，超过一半会被确诊多动症（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这是导致学习困难最常见的病因。除此之外，可能确诊的，还包括智力障碍、阅读障碍、自闭症，又或者抑郁、焦虑这样的情绪问题。
一位日本专家给多动症取了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大雄—胖虎综合症”。这个名字对应着多动症的两种亚型，大雄代表着“注意力缺陷型”，散漫、拖延，粗心大意，做事常常失败；而胖虎是“多动冲动症”，冲动、易怒，有暴力倾向。
故事的链条常常这样展开：家长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如人意，还表现出种种“特异”之处，家庭内的纠正以失败告终，他们焦急地带着孩子来看医生，有时也就收获一个名叫“多动症”的症候，这让他们确认自己的孩子病了，一切出于生理的原因：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控力，都是因为孩子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受损。于是吃药、治疗，有的持续一两年，每隔两周就要到医院复诊，然后满心期待孩子们康复。
但同济医院副主任医师梅竹说，“小孩子的行为问题也好，情绪问题也好，背后很多就是关系的问题。”
在学习困难门诊，“各种各样的家庭都会在这里展现。”有的家长一坐下，不允许孩子说话，先数落一番孩子的不是，半句不提优点。有的家长让孩子和医生交流，自己坐在一边玩手机。有时候，母亲带着小孩进门，父亲就站在诊室门外。医生多次邀请，对方才勉勉强强进来。与医生交流时，一些父亲全程不说话，一些母亲则全程抢话，父亲没说几句，孩子刚说两句，母亲都会插嘴进来抢走主导权。
还有一个被带到来看病的孩子，家长告诉医生，孩子上课分心、走神，回家做作业也磨磨唧唧，这不是典型的多动症吗？但经过现场询问和评估，医生排除了这个可能。这些典型的“症状”，是因为孩子被父母送到他们认为更好的小学去，他不愿意，但因为年龄小，无法反抗父母，只能靠“摆烂”消极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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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亲子间的隔膜，如果不及时干预，随着年龄增长，情绪问题愈发严重，情况只会变得更棘手。周晓迅就说，那些来就诊的大孩子，许多有焦虑抑郁，或者自残、自杀的倾向。那是情况恶化了的结果。
一位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来到门诊，亮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疤痕，是拿刀子划破的。晚上，女孩还会外出酗酒。有的男孩，则习惯了在外面打架斗殴。
孩子的敏感往往超乎大人的想象。在学习困难门诊，很多孩子能感知到父母情绪的波动，一看到父母不开心，就变得紧张、焦虑。父母则容易忽略孩子的这种特质。家长眼里，“孩子没心没肺，说他后，过会儿就忘了”。可等到父母出了诊室门，孩子单独留下时，便告诉医生：“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也有的家长把全部问题推给了孩子，“孩子没病，我自然就好了。”
“孩子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的是整个家庭的问题，”梅竹说，“绝对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治疗。”
这也是医院专门设置学习困难门诊的原因。家长们往往最容易注意到学习问题，学习困难引发亲子矛盾，家庭战争由此爆发，伤害孩子，也伤害父母，恶性循环之下，不仅导致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品行障碍，也成为一个家庭难以愈合的伤痕。
而所谓治疗，在谨遵医嘱之外，往往更需要一场家庭疗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