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探古论今人
编辑|探古论今人
1948年9月10日上午，国民党武汉军法处，一个风韵犹存的少妇拖着自己沉重的步伐，来到了这里。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面对接待员的询问，这位少妇神色纠结，俨然在好几次下定决心后方才开口：
“我的丈夫楼将亮是‘党国’的上校，正在住院，我也在医院照顾他。就在9号凌晨，我出去接水，结果就被……”
话说到这儿，这位少妇的语气中带上了哭腔：
“被6个人强暴了！”
听得此言，接待员大惊失色，在对此人好生温言安慰之后，便急匆匆前去向上级汇报。
强暴这位少妇的六个人究竟是谁？
他们为何敢对一位国民党上校的夫人下手？
而最终，这件事又为何惹来蒋介石亲自下令：严查重惩？
一，深夜强暴
9月9日凌晨2时，国民党陆军整编第九运输大队的大队长楼将亮，正躺在汉口陆军总医院一间病房的床榻中安睡。就在隔壁床铺，他的妻子陈愉刚刚悄无声息地穿好衣服，悄悄地打开了病房的房门。
这位大队长的妻子陈愉为啥要深夜出门？原来，因为楼将亮在之前意外染上了重度肺结核，病重之下衣食皆不能自理，陈愉遂来院与之同住以对其多加照顾，而她之所以在深夜出门，只是为了去楼内的水房中打一盆水来，以便为丈夫做些清洁。
陈愉端着水盆出门自不必说，却说此人当时不过27岁，虽已为丈夫诞下两个儿子，但是其身材却依旧窈窕，而伴随着她双脚踩在地板上发出的声响，相距不远的另一间病房里，却是忽地齐刷刷冒出好些个目光猥琐的脑袋来。
崔博文是国军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的中校主任，同时也是医院里一位张主任的好友，因此在医院里素来横行无忌。而作为他在医院里结识的狐朋狗友，凌志、曾玄明等人亦是无一例外地在军政部门有些不大不小的裙带关系。
在此之前，他们几个人便时常肆无忌惮地在医院内兴风作浪，还曾与楼将亮发生过冲突。或许也正是因此，眼看楼将亮夫人在深夜的走廊上款款而行，几人在顶着陈愉腰臀心焦口燥之余，却是“气血上涌”……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崔博文和有着上尉军衔的凌志一个箭步追到陈愉近前，未待她有所反应，便一个劈手夺过脸盆，一个将准备好的纱布棉花塞入陈愉口中。
猝不及防之下，陈愉自然失了方寸，连惊呼都未能发出一声，便被此二人生生拖入旁边病员安歇的13号病房。稍待片刻，却见站在13号病房内的崔博文向着其余四名一时惊惶的狐朋狗友们招呼道：
“你们干不干？”
二，恐吓包庇
前面我们说过，崔博文与凌志分别是中校与上尉，而剩下四人中，石磐是少校，查大钧是督察员，曾玄名是少校军医主任，袁尚质这个大学生虽没有官衔，却有一个在军中当大官的叔叔。
也正因有着上述官衔与裙带关系，他们几人虽说对楼将亮的上校身份有所忌惮，但在崔博文的招呼下，其余四人亦选择加入了施暴者的行列。当然，崔博文的招呼当然也有要他们一起“犯事”才放心的意思。
就这样，他们最终按照崔、凌、石、查、曾、袁的顺序，在黑暗中对着陈愉先后施以侵犯，待到一切结束，他们中还有人告诉被侵犯的陈愉：不要讲出去，如果讲出就“结果”了他们夫妇的性命。
不得不说，作为一名此前从未经历过这般屈辱与威胁的女人，在一瞬间，陈愉的内心的确因此而畏惧起对方的人多势众来。再加上唯恐丈夫知晓此事后吐血复发，陈愉竟也决定也要瞒着丈夫。
就这样，在被六人侵犯后，陈愉草草清洗身体，回到病房藏起内衣裤与被撕碎的外袍，佯装无事发生。直到天光大亮，经过一夜深思的她才终于下定决心，动身去寻院方主持公道。
熟料，就在她瞒着丈夫将自己被侵犯的经过告知院方之后，与那六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院方，竟然背着陈愉，于当天上午便叫人将17号病房中的草垫子全部扔掉，还让人用水冲洗了整个房间。
之后，包括医院蔡院长及院办的孙明等人找上门，七嘴八舌地来劝她，有的说：“不要告出去，‘和平解决’解决最好，让他们出两亿元（国民党法币此时形同废纸）作赔偿损失，然后我们打发他们出院，这样不失名誉又有赔偿。”
还有的说：“我想你不要告，你丈夫现在危在旦夕，倘若你决意向有关部门控告，我们立即就不能替你丈夫的病着想了，那时他无人照料，病情会加重，还有可能会‘死’掉，你会追悔莫及的。”
尤为无耻的是，竟然还有人说：“你横竖不是处女，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
只不过，面对这些人渴望息事宁人的想法，陈愉反而被激起了内心的决绝。
她说她只有一个要求：“伸冤。”
三，舆论风潮
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陈愉在发觉院方只是不断推诿，包庇罪犯的之后，就在案发两天后的11日上午抵达了武汉军法处。此后，她又陆续向浙江旅乡同乡会、汉口市妇女会、汉口市参议会等政府或民间组织，进行了血泪控诉。
而伴随着消息的传播，这场六人轮流侵犯上校妻子的轮奸案，也引起了武汉各大报社的注意。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场轮奸案发生不久之前的8月，汉口的鄱阳正街49号景明公寓也发生了一件令人极其不快的轮奸案。
而那场被称为景明楼事件的轮奸案，简而言之就是30多个美英洋人，在一场“欢送舞会”中侵犯了前去跳舞的20余名舞女名媛，其中最小者15岁，甚至还有人被先后三次侵犯。
正所谓一波又平一波又起，就在景明楼事件热度尚未消去的时候，这场发生在汉口陆军总医院的案子，在媒体的报道下，却是再次引爆了国人内心尚未散去的愤怒。
景明楼事件报道
12日，《武汉日报》刊登了一则群众的书信，信中写道：
“六人集体轮奸案发生在重镇的汉口陆军医院，实是大武汉的奇耻大辱，且六个犯罪者都是知识分子及政府官员，不可谓不有失官箴和机关名誉，廉耻与天良丧尽，这般兽行可谓无耻之尤，吾等不平之至！”
汉口市妇女会亦发文表示：
“六奸犯事后，串通医院、湮没罪证、掩饰事实，尤属罪大恶极。先前景明大楼集体强奸案不了了之，复而有此案之发生，如长此以往，不加严办，何以惩效尤而维风化？何以处军纪？况谁无姐妹？谁无妻室？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这样，一时间，整个武汉乃至全中国都掀起了声讨汉口总医院的呼声，也正是迫于陈愉不停的上告泣诉下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9月13日，院方终于不情不愿地将此事上报警备部。
1948年9月21日，第九补给区军法处下发了一份名为《要求捉拿六犯的报告》，于是六个在作为的“螃蟹”就被关进了看守所。只不过在被擒之前，他们早就已经串通好口供，亦吩咐好家人接下来应当如何“颠倒黑白”。
四，颠倒黑白
六犯被关押后，其家属自然是连日在各界人物中奔走呼救，不仅公开邀请武汉各界名流参与茶话会，多次联名打电报给当时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还出钱在武汉报纸上发表声明，公开栽诬陈愉。
在一份刊登于几乎武汉所有大报纸的《被诬家属敬告各界书》中，他们尤为无耻地如此申辩：
一、陈愉阴部经检查 无红肿及淤血现象，且阴道无‘精虫’，此显未遭受轮奸。
二、陈愉果被轮奸，何以不即时报告院方，迟至翌晨始向院方发表，且又迟至是日午后将旗袍短裤交出，而检查旗袍并未有污迹，至于短裤所显示污迹仅有三小点，与六人之精液量大为悬殊。
三、陈愉果被六人轮奸，神志当然昏迷，何以某人为一、某人为二……如此清楚？显属虚构。
四、17号房地板上之污迹，院方用盐水验过，显无‘精虫’迹象。”
后又列举若干莫须有的事，说什么当时天热，各病房都没锁门，就算有棉花塞在嘴里，七个人的动静也不至于没人听到。
还说陈愉此人并无姿色可言，崔博文等人均受过教育，崔曾二人又有妻妾在旁，因而在生理与心理上绝无犯案之可能。
再接着，其人还从陈愉并非楼将亮发妻这点出发，进一步“分析”道：
“陈愉不是楼将亮之发妻，其身份如何值得怀疑？况此人曾化名“王英”去领失踪的儿子，足见其行动诡秘，神经之不正常。”
而在那篇所谓的《敬告书》的最后，作为加害者的他们甚至还要求军法当局应该把陈愉也抓起来，说什么是因为：
“陈愉此人素行诡谲，一旦侦讯明白，其人或自己藏匿、或羞愧自杀，则而无从对质。”
不过实际上却是因为他们唯恐陈愉继续在外面到处告状。
言尽于此，观其言行，俨然要将这场大案的是非颠倒。
不得不说，在当时国党内部眼中腐败，裙带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前提下，上述那些在平民百姓们看来根本站不住脚的“莫须有”，竟然真的让整个案件的审讯过程迟滞下来。趁着这档口，六名案犯的家人却是再度发力。
这两家说：依照国民政府宪法第九条，人民除了现役军人外不应受军事审判。所以督察员查大钧和大学生袁尚质就被转送到了更好操作的地方法院。
那几家又说：哎呀，我家这口子身子不好，你看看医院病历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有开放性肺结核，还有什么肋膜腔积水，气管跟心脏都后移了，都病得这样重了，是不是应该让他出来安眠静卧、严密隔离啊。
于是，主犯崔、凌、石、曾也就被放了出来，一时间，整个案件似乎真的陷入一种停滞不前的境地中。
五，查案关键
想要还被侵犯的陈愉一个清白，那么关键证据就必不可少，本着这样的思路，尽管案件办理被一众拖后腿的人拖得异常拖沓，但最终，在社会各界不懈的呼吁下，人们还是找到了几个相当关键的证据。
陈松连是六名案犯中石磐的勤务兵，而案发那晚，陈松连为了纳凉并没有住在给他安排的病房，而是躺在通风更好的走廊。因此，他在被吵醒后，亲眼目睹了陈愉被拖入17号病房，也听到了后来里面传来的“滑腻腻”的声音。
尽管最初他因为惧怕指认后遭到报复，而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可后来“剿总军法处”的人说他要是不交待，他们就“摇电话（指用刑）”，此人却是心下一怂，便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他招供的时候说：“当时他们以为我睡着了不知道，但是其实我都知道，第二天他们还喊了我去用水冲洗那个房间，我在地上看到了半页纸大，像是鼻涕干了一样的白印子。”
除了陈松连的供述，汉口陆军总医院的训导员朱恢肆也向审判官秘密揭露了他听到的事实，他说他听到了：院办医务长孙明曾在政工室与案犯凌志密谋对策，还有后来蔡院长对陈愉的恐吓。
然而问题是，尽管证据似乎已经充足，但在几位中校、少校、上尉所构成的关系网下，当地对安庆的审判依旧显得迟缓。熟料，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审判的进行，忽然变得迅速起来，用一个词来形容：“天子”震怒。
原来，伴随着这起案件与景明楼事件纠缠在一起的背景，关于案情的报道在武汉变得愈加甚嚣尘上，以至于引动了全国各地对国民政府的厌恶。
以此为背景，不久后，一封来自汉口市妇女会的信件，被宋美龄递到了蒋委员长案头。恰逢这时，蒋委员长正在为林彪这个好学生而在沈阳焦头烂额，所以等他看到“丈夫是卧床不起的军官，妻子被人集体轮奸，前方将士闻之非常寒心，影响士气匪浅”这句话后，却是当即震怒。
为了维护后方舆情，稳固前方军心，此人却是一连向武汉的白崇禧发了三封电报，总结成四个关键词：
速查、严判、稳定军心、平稳舆情。
尾声，最终审判
就这样，当蒋委员长的“圣旨”到来，白崇禧便将电报下发给了时任第9补给区的中将司令朱鼎卿。朱鼎卿则更干脆，直接把电报甩在给下面的军法处领导的脸上，还给他们定了一个三日内呈判的最高时限。
至此，证据充足，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吁与蒋委员长的“震怒”，审判部门却再也顾不得那些中校、少校、上尉家人们的游说，直接“快刀斩乱麻”：军事法庭一连三次审判，三次都判处了有军衔在身的崔、凌、石、曾四人死刑。
1949年3月23日下午5时45分，在李代总统的亲手批示下，四名案犯在验明正身后被押赴法场，遭到枪决，至于没有军衔在身的两人倒是一时侥幸，在地方法庭的监狱里一边发抖，一边继续等待他们的审判。
不过，或许他们也等不到属于国民党的审判了，因为就在短短8个月后，武汉就将迎来他的和平解放，届时，想必解放军也会给予他们真正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