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1日，台北圆山饭店，华盖云集，群星闪耀，台湾当局近百名党政要员出席了张学良将军的九十大寿庆典。这是张学良自1949年被带到台湾以来，首次被允许在公众面前露面。
在台湾，这个被宣传为成“罪人”的张学良，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被岛内的民众渐渐遗忘，也没有人愿意提起。而在海峡的对岸，张学良却是总被提起和尊敬的名字，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中，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千古功臣”。
在庆典现场，张学良深情地对着媒体和记者们说着：“对于国家、社会与人民，毫无建树，我是一个罪人” 。这也许是张学良先生本人的自谦与谨慎。其实，在他言语之间流露出来的更多的还是“谨言慎行”。
十年后，101岁的张学良在夏威夷去世。在他的追思会上，老管家林渊泉公布了两个数据，这才揭开了张学良长达五十四年幽居岁月中的种种“无奈”。
“少帅”被囚
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我的人生结束在三十六岁”。在这位“少帅”的三十六岁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他结束了人生呢？
1936年，日寇已经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数年，并不断蚕食华北，准备对华展开全面进攻。而蒋介石依然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亲赴西安督促东北军、西北军两大主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攻红军。
对于背负“不抵抗将军”骂名长达五年之久的张学良来说，内战早已厌倦，国仇家恨尚未雪耻，而今日寇又在一步步进逼，不能带着手下的东北军弟兄打回东北老家，反而在陕北损兵折将，军心士气早已萎靡不振，厌战情绪十分高涨。
而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斡旋之下，张学良也已与周恩来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融洽的沟通，渐渐建立了联系，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
而此时，蒋介石飞抵西安，以督战为名。其嫡系部队早已阵列在河南、陕西附近，大有督战不成，就对东北军、西北军取而代之的意思。
在对蒋介石进行几番激烈的劝谏后，张学良在杨虎城的建议下有零了“兵谏”的想法。
1936年12月12日深夜，西安华清池划破长空的一声枪响，前来督战的蒋介石以及国民党数十名当政高官全数被扣押。第二天“蒋介石被张、杨扣留”，成为一则爆炸性新闻，传遍了中华大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对于扣留蒋介石的后果，张学良颇有一番见解。他晚年也曾回忆道：“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杀了我了无怨无悔！”可见，这位东北汉子身上那股豪杰气。
而此刻，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了十足的难题。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喊出“杀蒋”之人不在少数，在红军中“杀蒋”的呼声更是层出不穷。值得耐人寻味的是，远在国民党统治中枢的南京，也有一批人，要出动飞机轰炸西安，并不把这位“委员长”的性命放在眼里。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解决“西安事变”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在请示了中共中央后提出了“保蒋”的提议。并且，在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后，第一句就对着这位少帅言明，中共方面十分不赞同“扣留”甚至“杀死”蒋介石这种举动。
最终，在中共、东北军和西北军、南京三方的洽谈后，同意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提议，后经蒋介石当面允诺，并以人格担保回到南京后，即刻执行上述提议。西安事变才得以和平解决。
12月25日，蒋介石携宋美龄与国民党高官搭乘专机飞回了南京。而作为扣留了上司的张学良，则选择了陪同蒋介石一起飞赴南京“谢罪”。
当周恩来得消息知后，急忙赶往飞机场，可还是迟了一步，未能拦下这位意气风发的“少帅”。只能在机场望着刚刚起飞的飞机，感慨到：“汉卿啊，此去凶多吉少！”
十年“囚徒”生涯
来到南京，飞机刚一落地，蒋介石就将张学良安排在了宋子文的官邸临时居住，除了被监视、被隔离，甚至连“自由”也渐渐被限制。
不久，宋子文送来了消息，称军委会要对张学良进行审讯。就连宋子文也天真地以为，这是为了照顾蒋介石的面子，而所谓的审讯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审讯的任何结果，都会在蒋介石的笔下变成“特赦”。
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以“伙同他人，对于上官暴力胁迫”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五年。当日下午，蒋介石即向南京政府提出特赦张学良的请求。
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蒋介石的特赦请求被接受，可赦免了十年的徒刑，却仍然加了一条“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尾巴，就这一句话，让张学良失去了五十多年的自由。
1937年1月2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回了老家奉化溪口，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1月下旬，张学良就被幽禁在了溪口不远处的雪窦山。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把张学良幽禁在这座山里呢？
表面上看起来，雪窦山风光无限，景色优美，蒋介石称让张学良多读读书，闭门思过。实则安排了30多名特务，配备了50支德国冲锋枪。每天都有专人将张学良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记载报送给蒋介石面览。而蒋介石无论公务多么繁忙，都会不厌其烦地向特务头子戴笠询问张学良的情况。
而具体负责看押的就是特务队长刘乙光，他第一次与张学良见面的时候说：“副司令有任何差遣，乙光一定尽心尽力” 。
可刘乙光又是怎样“尽心尽力”的呢？在白天，张学良居室外会安排特务来回巡逻，晚上，则贴近居室的窗外和门口。宪兵则负责外围的岗哨，有固定哨位和流动哨。通常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形成一个严密的圈子。
这些特务和宪兵由队长刘乙光直接调遣，他也成为“陪伴”张学良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人，直至1962年，才被调离任内。
张学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日如年。“自由活动”仅限于白天，并且限制在两百米的范围之内。到了晚上只能回到居所内，不允许走出房门半步。
在张学良身边先是由他的夫人于凤至陪伴，照顾起居。后因，于凤至患有重疾，不得已只身前往美国就医。便由赵一狄（赵四）来到张学良的身边，一直相伴左右，从未离开。
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张学良和赵一狄以及一大帮看守人员开始随着战事，一路辗转，安徽黄山、贵州阳明洞、贵阳麒麟洞、贵州阳郎坝……。
每到一处，看押场所都会被安排在人烟稀少或者僻静的地点。有一次，宪兵队突然加了双岗，在张学良和赵一狄左右的特务也比往常多了不少，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据后来张学良从看守人员的口头套出了实话，那天恰逢在看押驻地附近有原属东北军序列的军队调防，特务队长刘乙光担心会发生意外，遂增加了人手。
并下达了指示，如若遇到营救张学良的情况发生，可不经请示，直接将张学良灭口。可见，特务们的心狠手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此时距离张学良被囚禁也近乎十个年头。赵一狄对着张学良说：“你应该给蒋介石写封信，提醒一下他，现在是释放你的时候了”。
张学良和赵一狄商量后，给蒋介石送去了一块金表，寓意时间已到，期盼着获得自由。
不久，蒋介石让戴笠给张学良送去了一个礼盒。张学良打开后，大惊失色，呆坐半晌，沉默不语。原来，礼盒里装的是一个1936年的日历和一只绣花鞋。
可见，蒋介石仍然没有忘记当年“西安事变”之仇，并且告诫张学良只能做一个“闺中”将军，不会将其释放。
台湾的“幽”禁岁月
1946年，刘乙光接到要将张学良秘密押送至台湾的密令。于是，刘乙光先到了重庆，找到了军统局重庆办事处主任张严佛，一起商议具体事宜。为了保密起见，此事只有刘乙光与张严佛二人知晓，不对外人透露。
不久，张学良就被押解到了重庆。为了不让张学良起疑，刘乙光、张严佛笑脸相迎，不仅放松了警戒标准，还时常地陪同张学良一起打牌。
一周后，张严佛、刘乙光称要带张学良奔赴南京。直到登上了飞机，张学良还不知晓飞机去往台湾的真相。在途中，熟悉驾驶技术的张学良，发现飞机并未北上，而是飞往东南，才知道受了蒙骗。
到台湾后，张学良被幽禁在新竹县的井上温泉，这里有一栋供日本人使用的木制建筑，周边的景色宜人、空气清新。可张学良，却没有什么心情欣赏景色。
刘乙光负安排了一支十多人组成的特务队负责看守，宪兵连则安排在周边警戒。就是在这个阶段，十六岁的林渊泉被安排到了张学良的身边，在那时，他的真实身份是看守张学良的特务人员。
苦闷中的张学良看到年纪轻轻的林渊泉，时常找他聊天，一来二去两人变得熟络起来，有几次聊到动情处，张学良都会跟林渊泉默默地说：“我想回东北” 。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还是什么原因，林渊泉不久后就被调离看守张学良的岗位。
与此同时，张学良与刘乙光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据张学良晚年回忆，到台湾后，刘乙光渐渐褪去了“和善”的面容，有时还会为难他，还经常截留本属于张学良的物品。除此之外，原本还能出去的张学良和赵一狄还经常被关在房间里，不得外出。
根据他本人推测，应该是刘乙光发觉张学良恢复自由无望，才会如此肆无忌惮。
1948年，台湾发生“228”事件，特务队再一次如临大敌，刘乙光要求手下，如果有人敢于劫持张学良，第一项任务便是杀掉张学良和赵一狄。在当时，交通阻断，物资奇缺，很快就陷入了无粮的地步，幸亏山地人送来了番薯，用张学良的话说：“差不多会饿死。”
但值得庆幸的是，事件很快得以平息。张学良与赵一狄二人这才逃过一劫。
然而，在张学良的心中，一直视刘乙光为仇人。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集团陷入了无限的绝望和恐惧，台湾岛内一时间增加了两百多万人口，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为了生计，张学良在住所周边开辟了菜园，还养了一些鸡、鸭。浇水喂食成为张学良生活的一部分。
赵一狄也学会了缝纫，两人的衣服也大多由赵一荻亲手缝制。
由于情势危急，探视和外出依然受到严格限制，没有蒋介石的指令，任何人不被允许看望张学良。
可是有一个人却一直挂念着张学良的生活，这个人就是宋美龄。
可以说，张学良能被转移到台湾，而没有像杨虎城那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有宋美龄的一份力量。在晚年时，张学良曾对记者说：“如果没有蒋夫人（宋美龄），自己早就会被蒋介石杀掉”。
每逢节日，宋美龄都会给张学良和赵一狄寄去礼物。在50年代，宋美龄还曾特意指示改善张学良的居住环境，安排蒋经国在台北为张学良选择了一块地皮，新建了住房。
除此之外，宋美龄对于张学良的生活细节也十分关心。她曾问询过张学良在读什么书，研究何种学术。张学良坦言道：“在研究明史”。宋美龄笑言道：“你又走错了路”。
为了让张学良走上正路，宋美龄便引荐张学良研究基督教。很快，张学良与赵一狄便双双笃信基督教，这成为二人晚年的精神寄托。
1958年，蒋介石终于再次与张学良见面。这次见面后，张学良在生活上得到了部分“自由”。
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张学良的一些旧部下被允许前来探望。有一次，十几位东北军旧部来看望张学良，想当年都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谈话间，不由得思乡情切，又有着有家难回的相同境遇，纷纷留下了热泪。
1965年以后，已近古稀之年的张学良被允许可以外出活动。去几个固定的地方走走看看，也允许去亲属家探望。可是张学良的每次外出，都被搞得“声势浩大”，除了安排随行的特务，张学良外出的地点也需要事先“清场”，一切行动都要回避人群，不允许被外界察觉。
如果是去亲属家，监视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也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张学良对于能够得到这种“自由”，已经是最大的宽慰了。
尽管如此，张学良最想去的还是自己的弟弟张学森家。为了不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张学森总会嘱托家人，说话要格外小心。
在张学良与张学森的谈话中，二人无不流露出来对家乡的牵挂，侄女张闾蘅每次见到大伯来家里做客，都会坐在身边陪着聊天。张学良也十分喜欢跟自己的侄女张闾蘅提起在东北的往事，当提到父亲张作霖时，张学良的神情总是黯然伤感。可见，张作霖被害一直都是张学良心中的隐痛。
侄女张闾蘅自然明了大伯思乡情切的真情实感，便暗暗下定决心替大伯张学良回大陆去看看。她偷偷买了去香港的船票，然后转道进入广州，待了两天就回到了台湾。
尽管倍加小心，张闾蘅的行动还是被特务发现。就这件事，张学良还遭到了一番问讯。
之后，张学良了解到了侄女张闾蘅的这份心意，便特意嘱咐她说：“如有机会再次回到大陆，可想方设法给你爷爷去上一次坟” 。
张闾蘅将大伯张学良的话默默记在了心里，没过多久，张闾蘅再次返回大陆，经过吕正操将军的协调，完成了张学良的这一心愿。
1975年，蒋介石灯枯油尽。在临终前，还不忘对儿子蒋经国留下遗言：“不可放虎归山” 。可见，蒋介石一生也没有原谅张学良。
几天后，宋美龄特意将张学良带到了蒋介石的灵柩前，张学良默默的看着棺椁中的这位“老朋友”、“老长官”心中五味杂陈。回家后张学良思绪良久写了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蒋经国很快接管了国民党大权，作为孝子的他，谨记父亲的遗嘱。张学良依然被“幽禁”在台北市的北投居所。但生活上要宽松很多，张学良不仅可以外出，还可以会客。
1988年，蒋经国病逝。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张学良拥有能够获得“自由”的机会呢？社会舆论也在猜测和议论着这一事件。
终于在1990年，台北各大报纸上纷纷报道了张学良庆祝九十岁生日的新闻，一时间，张学良这个久久未被提起的名字，再次映入人们的眼帘。可能否解除张学良的“幽禁”，依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毕竟，蒋介石、蒋经国都以先后离世，社会情势也与几十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当局最终还是放弃了对张学良的“幽禁”。
1991年，张学良携夫人赵一狄飞往美国夏威夷，从离开台湾的那一刻起，张学良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夏威夷一年四季如春。由于气候和湿度适宜，这样的环境十分适合呼吸系统疾病的老人生活。之所以选择来到夏威夷，除了这张学良和赵一狄在晚年都不同程度的患有呼吸类疾病，这里还更加远离那个封锁了张学良大半生“自由”的小岛。
在夏威夷的几年时光里，妻子赵一狄先一步离开了他，张学良经常在亲属陪伴下，坐着轮椅沿着海岸散步。也许，此刻他已经没有心情欣赏这夏威夷优美的海景，心中越发的泛起的却是那难以割舍的乡愁。
在这一时期，大陆和海外各界更多的关注着这位世纪老人。张学良先生经常念叨着东北，念叨着“奉天，我的家！”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难以割舍的乡愁和一份“落叶归根”之情。
2001年，张学良在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
结语
在张学良的追思会上，花甲之年的林渊泉应邀参加。他在张学良的晚年作为他的管家、司机和贴身人员陪伴左右，对于张学良的生活细节十分了解。
林渊泉讲述了张学良在台湾的生活往事，讲到动情之处眼角闪动着泪花。言语间感叹张学良在台湾生活的不易。
其中，特意讲到，蒋介石为了监视张学良的起居生活，防止他和外界接触太多，最初看守人员安排了一百多人。即使过了几十年，人数仍然没有减少。这些看守坐在一起吃饭时，足足有四桌。来到的嘉宾听到这两个数据都被惊到了，原来张学良被囚禁的生活是真的艰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