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深秋，已经81岁的毛主席乘坐专列抵达湖南长沙，住进了省委九所，在这里，毛主席沉下心来思考了几个重大问题。
除了长沙决策，就是特赦最后一批战犯。
毛主席晚年
两年前，毛主席抱病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此后身体状况每况日下，医生建议他做一次全面检查，至少输几次液，但毛主席不愿意打针吃药。
身体不好，而且还要坚持工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十分不忍，便打算让一些老同志去劝一劝，除了周恩来，还有华国锋。
当时华国锋时任公安部长，除了抽空和毛主席聊聊家常，也会聊一聊工作，这一年，他整理了《关于第七批特赦战犯的报告》，顺手呈送给了毛主席。
华国锋告诉毛主席，从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开始，已经特赦了6批，现在还剩下了200多人没有特赦，如今已经十几年了，但还有13个人顽固不化，思想固执，没有得到规定的特赦条件。
13个人？毛主席听到这个数字猛地一惊，这说多不多的数字真让人头疼，当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主席正值壮年，如今他自己都垂垂老去了，更何况那些监狱的战犯呢？
毛主席沉思了很久，然后做出了批示，他说：
都放了算了，我们强迫人家改造其实也不好，之前土改，我们会斗地主杀恶霸，那是因为老百姓害怕，现在这些人老百姓都不认识，我们杀他们干什么呢？
毛主席的话虽然轻描淡写，但华国锋从中马上就体会到了毛主席的意思：
首先，这些人关押了几十年了，再关押下去估计就病死在监狱了。第二，现在社会进步了，战犯多多少少都改恶从善，也不会伤害老百姓了。还有最主要的一点，这些战犯都曾是国民党的高官，释放了他们总体是一件好事。
随后，华国锋马上把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进行商榷，进行全部释放战犯的计划，因为当年从特赦第一批战犯开始，周总理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
从“一个不杀”政策说起
历次战争结束后，惩办战犯都是战胜方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面临的战犯处理情况也不例外。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除了被解放军击毙的国民党军官，一部分被俘，成为了战俘。
比如国民党高官杜聿明和郑庭笈等，就是几个典型。
杜聿明曾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曾经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在被俘前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和徐州“剿总”副司令。
淮海战役中，毛主席曾电令陈毅，写一封促降书，陈毅把《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给杜聿明后，杜聿明没有丝毫的震慑，依然要决一死战。
最后还是被解放军俘虏，陈毅等亲自和他谈话，希望他改过自新，但是杜聿明拒绝谈判，并说“要杀要剐随便”，一直不服罪，不服输。
甚至在1950年11月从济南转移到北京期间，认为自己要上刑场，怕被凌迟处死，便在自己的棉裤里藏了60几个安眠药，打算找机会自杀。
实际上，像杜聿明这样打算走极端的高级军官不在少数，最具有固执思想代表性的莫过于黄维。
黄维兵团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号称是精锐，所以吃了几次败仗后，黄维从来不担心自己部队的战斗力，甚至在鱼死网破之际还配合蒋介石用毒气弹。
黄维被俘后，丝毫不把解放军报看在眼里，甚至一口咬定自己从来没有犯错，审判员曾问过黄维，你可认罪？
黄维说：“我有什么罪？如果有罪，我唯一的罪就是打了败仗，其他的一概不认！”
黄维这样想，他的战友，包括杜聿明在内的所有战犯也会这样想。
俗话说，战场上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他们长期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心里一直会认为，既然被俘，那几天后就必然会被处死。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他们还是活得好好的，因为毛主席亲口下达命令，对所有战犯不审判，不判刑，实行“不杀政策”，对于战犯们来说，简直不可置信。
早在1952年2月间，周总理就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对日本战犯和蒋介石集团战犯，包括伪军汉奸，马上做出处理意见。
公安部经过调查后上报给周总理后认为，大多数的战犯都有改过自新的想法，所以周总理马上和毛主席商量，基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对战犯分批宽大释放。
1956年3月，在第二届政协常务会议上，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了和毛主席研究决定的想法，提出释放战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
最后毛主席决定，对战犯“一个不杀”，同意实行分批宽大处理的意见。当天，周总理在陆定一起草的这份报告后是这样说的：
“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虽然还没有正式实施，但是这个消息让公安部很多人都吃惊不已，甚至说让蒋介石听到后都震惊，要知道，从全世界来说，凡是在战争中俘虏的，可以全部保证“不杀”的，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杀了这些战犯，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
全场人听到毛主席的话都为毛主席所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胸怀所敬佩，更敬佩的是，毛主席不仅事先说要释放，还对他们优待，这也是战犯们从未想过的。
感谢毛主席
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的郑庭笈和杜聿明等人一样，刚刚来到北京后，提心吊胆，每天一听到口哨响，就感觉要上刑场一样。
整天萎靡不振，甚至什么都不想干，但是久而久之，郑庭笈意外地发现，似乎监狱的管理人员对他们很好，不仅大鱼大肉，还不会严加看管，最让郑庭笈感动的莫过于三件事。
第一，生病了解放军会带着去看病。
由于常年战争，东北西走，他患上了严重的顽疾，甚至很多时候都没力气，在监狱靠着狱友给打饭生活。监狱管理人员上报后，解放军战士带着郑庭笈去看病，并且还给他做手术。
那段时间，不会给他戴手铐，也不会担心他逃跑，郑庭笈感觉到很奇怪，直到养病出院后，郑庭笈才反应过来，解放军对每个战犯都十分关照，大家有病了就去医院，甚至连个肚子疼，甚至小感冒，解放军都会派人送药。
这让他们十分不解，难道解放军会对一个将死之人这么好？当时监狱就已经传出风声，说毛主席不会杀他们的，经过几年的改造，郑庭笈和杜聿明等人一样，觉得这可能是真的。
第二，都比不上一个小姑娘
常年在监狱，如果可以出去的机会，那就会争相报名。那天要去秦城外面的农场劳动，他们不仅没有戴手铐，而且每个人还发了农具。
郑庭笈十分不解，难道解放军不担心他们逃跑吗？后来发现，他的想法完全错了，监狱的管理人员有言在先：表现好的，以后有机会宽大处理。
从农场外回来的路上，走到一个苹果树下，正好看到掉下来一个苹果，不料被一个小姑娘捡起来了。
郑庭笈很伤心，干了一天活遇到个苹果还是小姑娘捡起来了。可是没想到，小姑娘跑过来居然把苹果递给了他。
“爷爷，我捡到了一个苹果，你是收苹果的吧？还给你。”
郑庭笈惊奇地问：“小姑娘，你捡到的苹果为什么不自己吃呢？”
小姑娘说：“爸爸说了，这是公家的苹果，不能随便吃。”
小姑娘走了，郑庭笈却愣在了原地，他在国民党待了多少年了，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美好的词语，他想，我居然还不如一个小姑娘！
从这些小事中，逐渐看到共产党的伟大，都说毛主席是一个仁义的领袖，郑庭笈经过十年的磨练，终于认识到了这点。
第三，毛主席说话算话
时间来到1959年，国庆节前，毛主席在全国大大的会议上提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亲自签署了特赦令，这件事最后也传到了功德林监狱。
那天战犯们正在劳动，王耀武举着一个报纸跑过来大喊：“好消息，好消息！”
大家都围过来，抢着报纸，随后王耀武读了起来：
在庆祝伟大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犯，关押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人予以释放。
郑庭笈在人群里听着，觉得不可思议，大家一哄而上把那份报上抢了过来，看到毛主席的签名后，大家都互相说着：“真的，这是真的，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郑庭笈也挤过去，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上面写着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满十年，从1948年被俘到现在，也够十年了，他的泪水刷一下就流了出来，默默地说着：“毛主席啊，您真是一个好领袖。”
12月4日，战犯们终于等到了激动人心的特赦大会，大礼堂上写着：“特赦战争罪犯大会”，杜聿明等人在下面认真听着法官的讲话。
经过漫长的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开始公布第一批的特赦名单：“杜聿明。”
“有！”
“王耀武。”
“有！”
“曾扩情。”
“有！”
“郑庭笈。”
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战犯们拿着自己的特赦书，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剩下没有念到名字的人也哭将起来。
法官告诉他们：“没有念到名字的不要丧气，有第一批就有第二批，重要好好表现，全部可以释放。”
这一天，对于所有的战犯来说都是激动无比的，从那以后，大家干活更有干劲了，监狱里也更加有秩序了。
“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在走出监狱的那一刻，郑庭笈和杜聿明等人，回头望着这个神奇的地方，感动不已。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被特赦后，凡是有家属在北京的，可以回家，如果没有家可以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最后，这些战犯不仅在生活上得到照顾，在工作上也得到了照顾，不管是北京功德林的杜聿明，还是辽宁战犯管理所的末代皇帝溥仪，他们对共产党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毛主席：都放了算了
从当年的数据统计看，仅仅第一批特赦战犯，从全国各省市统计，释放的战犯有上万名，此后又陆续进行了五次特赦。
第二批是1960年11月28日特赦的，共计50人，其中熟知的战犯有李仙洲、范汉杰，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等。
第三批是1961年12月25日特赦，共有68人，其中比较熟知的有廖耀湘等。
第四批于1963年4月9日释放，共计35人，其中包括康泽、孙渡等。
第五批是是1964年12月28日特赦的，共释放53人，其中就有王陵基等人。
第六批于1966年4月16日特赦，共计57人，其中有方靖等人。
一直到1974年底，华国锋和毛主席汇报剩余战犯时，才有了毛主席下令的事情。
当时华国锋和周总理商量，按照特赦的条件，一、认错态度良好。二、矫正反动思想。三、积极地接受劳动改造。基本上都改恶从善了。
但其中仍然有13个人需要继续关押，公安部的理由是：他们没有改恶从善的表现。
实际上，就是思想还很固执。
这13名战犯分别是：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毛主席看了名单后，叹息了一声后说，都放了算了，在监狱二十多年，老的老，病的病，我们不能区别对待人家，更何况，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华国锋随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监狱传达了全部释放的要求，还表示，每个人发放15元的生活费。
对此毛主席又说：“15元太少了，气魄太小了！”
最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战犯释放当天，每个人发放100元生活费，有能力的可以工作，有病的就去治病。
3月19日，根据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人员的名单，发给他们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所有在押的战争罪犯，已全部处理完毕。
那年，毛主席已经病重，交代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人在北京前门饭店宴请了他们，吃了一顿大餐，还有之前被特赦的战犯们，他们算是“欢聚一堂”，在这场别开生面的大会上，很多战犯看到几十年不见的好战友，泣不成声。
当时叶帅已经77岁高龄，他还是热情洋溢地祝贺这些战犯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公民。
这种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让很多战犯都热泪盈眶。
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说:
“这是我生平中从未享受过的光荣。叶副主席和我们谈话，平易近人，恳切而温暖。叶副主席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听后流下了感激的眼泪。我深深体会到，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有这样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气魄。”
向来有硬骨头的黄维也被默默感动，他和朋友聊起来当年的事情，才知道，原来60年代国家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但监狱从没有对黄维断过肉类的供应。
除了给他牛奶喝，还有鸡蛋和肉，刚开始是猪肉，后来是牛肉，最后又吃黄羊肉。
黄维说：“我今天终于获得了新生，并获得了公民权，我要是感谢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我怎么会出来呢。”
这些全部获得新生的国民党战犯，出狱后各得其所，老有所养，不少人被安排在了政协工作，他们不仅有公民权，而且有的还成为了文史专员，享受一般干部的生活待遇。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毛主席得知这一些安置妥当后，仍然做出批示说：“生活有困难的可以适当照顾。”
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是一项艰苦细微的工作。但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十分得当，释放战犯一事，也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
那一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82岁高龄，但是他那博大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策略，依然让人敬佩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