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探古论今人
编辑|探古论今人
1948年8月8日傍晚，繁华的汉口火车站人流熙攘，车水马龙。
忽然，在一片喧嚷声中，报童的叫卖声引来了周遭人等的注意：
“《汉口晚报》首家披露，外侨涉嫌‘强奸’‘群奸’，名媛淑女遭遇悲惨！”
报童一嗓子喊完，人们便在恍然间不由自主地围拢上去，而后，读报声、怒骂声渐渐此起彼伏起来。
一片哗然中，尖厉的警笛打断了人群的汇聚，一队警察跑来强行驱散了人群……
可问题是，中国名媛为何遭美军“群奸”？
事后，政府又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一，预谋
美国陆航的B-29呼啸着从低空掠过，百货公司的橱窗内赫然陈列着产自美国的丝袜，穿着罩袍的美国牧师在街道上拉人传教，美国大兵的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其中有些酗酒闹事的美国士兵还会拿起路旁摊子上的一把枣子掷给行人……
当你看到这一切，不必怀疑，这里就是上世纪解放前武汉的街头风光。
且说抗战胜利的鞭炮声刚响过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在蒋委员长的率领下，再度于久经战乱的中华大地上掀起内战，而作为委员长身后最大的支持者，美国也就能派遣他们的士兵，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中国的街道上。
武汉，作为一座扼守长江、拱卫鄂湘的华中重镇，自古以来便有“九省通衢之地”的称谓，也正是因此，这里也就成为外籍人士在华最大的聚集地之一。
鄱阳正街49号，这是一座高耸在武汉街头的西洋建筑，也是当时位于武汉最大的一座外侨公寓兼美国空军招待所。
在这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些喝得醉醺醺的洋人，搂着衣着艳丽、妆容妖艳的中国妇人来来去去，亦是时常能听到建筑之内传出的浪笑与某些“古怪”的动静。
利富是美孚公司的副经理，自然也就是这处外侨公寓的住户之一。1948年7月22日下午，公寓5楼的一所房间里，这位在海外打拼的洋人将盛放着鲜红酒浆的两只高脚杯，分别递给了他房间中的两位客人。
这两位客人伸手接过这两杯葡萄酒，利富在端起属于自己的一杯后，却是一边盯着酒杯里荡漾的鲜红，一边感慨：“虽然我舍不得这里，但是半个月后，我就要被总公司调回国内……”
今天汇聚在客人都是利富的朋友，他俩分别是驻扎在武汉城郊机场的美国空军中校乔治，与旅华菲律宾人联谊会主席塞拉芬。而听闻好友利富如此感慨，乔治笑着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就像中国人说的，‘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永远都是我的朋友老伙计。”
面对朋友的劝慰，利富终究露出了他的笑容，但一转眼，他脸上的笑容便变得放荡：“我的意思是，虽然能品尝到更为醇厚的法国葡萄酒，但是遗憾的是，我怕是再也无福再次‘品尝’像羊一样温驯的中国女人了。”
说到这里，不光是他和乔治，另一位被邀请来的朋友，旅汉菲律宾人联谊会主席塞拉芬也跟着一起大声笑了起来。这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同样起身，带着一脸“我懂我懂”的神色开口说道：
“也许，在你离开之前，我们还能为你组织一场‘特别’的舞会。”
言罢，看着利富与乔治同时投向他的目光，塞拉芬胸有成竹地继续表示：
“就像巴黎的少女少妇们为解放他们的盟军士兵‘献身’一样，中国的女人一定也非常乐意充当我们的‘舞伴’，毕竟若非有乔治先生你的浴血奋战，还有利富先生你提供的帮助，她们说不定早已经成了日本人军营里的‘慰安妇’了……”
看着乔治与利富忽然间火热起来的目光，塞拉芬这一次转而压低了声音，低声表示：“我有门路，而且不光是舞女舞女，国民党官员的家人我也能叫来……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对，名媛！”
二，招揽
话说起来，塞拉芬此人刚来武汉不过一个月，在武汉还是相当的人生地不熟。不过，既然身上挂着个旅汉菲律宾人联谊会主席的身份，他也就很当然地利用起这个方便。
在从利富那里拿到“舞会”的筹备费用之后，塞拉芬兴高采烈地找到一个已经在中国混迹多年的美国同胞。这个人叫克劳兹，是一个在武汉一家舞厅吹奏萨克斯的音乐表演家。
等到塞拉芬把一大笔美元塞进克劳兹怀里，克劳兹在惊喜之余，却是顾不得他平日里视若珍宝的萨克斯，当即兴冲冲地找到了他在舞厅认识的姘头章月明，请她帮忙为塞拉芬这位大老板寻找他想要的“舞女”。
说起章月明，此人原本是上海一家舞厅的舞女，如此出生，也就导致她早就无所谓什么清白。而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不少女人家家的生活都不好过，章月明也就凭着自己的本事，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老鸨子”的道路，在风尘里做了好些年的“皮条生意”。
待到抗日战争结束，章月明在一次拉皮条的生意里，认识了克劳兹这个洋人，两个人在日后也就渐渐发展成姘头关系。也正是因为在过去数年中两人一直姘居，所以尽管克劳兹拿着一叠美元把美国话说得叽里哇啦，但章月明还是明白克劳兹想表达的意思：
给洋人们的‘欢送舞会’找‘舞伴’，人越多越好，找到一个那边的酬劳就多给一美元。
在那个年代，美元毫无疑问就是人们眼中的硬通货，所以有了美元的驱驰，已多年未曾招揽生意的章月明很是卖力，一连好几天都顶着烈日穿行在武汉街头，四处联络。
遇到舞女，她就说：去参加舞会吧，只是跳跳舞就能拿一笔钱呢。
于是，舞女怦然心动。
拜访名媛，她又说：去参加舞会吧，那里的洋人都是绅士，还能吃到西式的糕点和酒水，也让咱们学学人家洋人怎么享受，您说是不是？
于是，名媛也欣然规往。
就这样，等到欢送舞会即将开始，章月明已经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召集起30多个少女少妇，其中年纪最大的32岁，年纪最小的15岁，不过大多数都在20岁上下，人人都可谓青春靓丽。
等到把这些人忽悠得七七八八，章月明忽然掐着腰颐气指使，却又语重心长地叮嘱：这是咱们女人和洋人的舞会，洋大人说了，不允许中国男人参加，你们千万要记住了！
在收到这些人的保证后，章月明把腰胯一扭，腻声道：“到时，姐妹们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别让咱们中国女人被洋人看扁了。”
三，兽行
1948年8月7日是一个星期六，伴随着夜幕降临在武汉汉口，鄱阳正街49号这座西洋建筑忽得亮起了五彩缤纷的灯光，在这般绚丽的灯光照耀下，一位位衣装靓丽的女士，或乘汽车、或乘力夫，却是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款款而来。
进入这栋公寓，空气中弥漫着花露水的香味，一曲舒缓优美的《雪绒花》也在走廊中回荡，辐射状的彩绳让人眼花缭乱，旋转的霓虹又让人目不暇接。在这样的环境中，到来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接下来将会迎来一场让她们终生难忘的舞会。
就在女士们走进公寓的同一时刻，受邀参加“舞会”的美国驻军军官、旅汉的美侨、英侨，以及组织这场“舞会”的塞拉芬、乔治、利富等人，正无一例外地举着他们手中摇晃的高脚杯，隔着窗子“‘性’高采烈”地对到来的女士评头品足。
当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士走来，他们会惊叹于那双美丽的长腿；而当一位异常丰腴的女士走来，他们会为了那份颤颤巍巍而喧嚷；等到风韵犹存的母亲带着她青春靓丽的女儿一同前来，整个房间的气氛无疑被推上了顶峰。
望着这群年轻漂亮、性感迷人的中国女人，男宾们渐渐变得口干舌燥起来，不过，面对他们焦急且催促的目光，三位组织者却铁了心地要将时间向后拖延，因为按照他们事先商定的策略，“舞会”嘛自然是办得越晚越方便……
经过一番“焦急”的等待后，美国陆航中校乔治抬手看了下自己腕上的手表，等到指针准确地来到9时30分，这位活跃气氛相当有一手的军官便走到场地中央，用他高亢的声音宣布：“为切尼·利富先生饯行的舞会开始了，请诸位先生务必尽兴！”
言罢，场地中的音乐一滞，继而换成了节奏轻快而挑逗的《风流寡妇》，一个个洋人也就顺势找上自己选定的目标，或以言语挑逗，或于共舞中有意触碰女方，一时间，伴随着汗味、酒精与烟雾，在场所有人都变得迷幻起来。
曹秀英是被章月明最早寻到的舞女，也是这群妇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而这一次，她不光自己前来参加“舞会”，也有意带了自己刚刚15岁的女儿一起来长见识。
或许也正是因为带了女儿的缘故，舞跳到一半，曹秀英就敏锐地感觉到了气氛异常。之后，她与其他两名发觉事情不对的舞女一同下楼，却发现，出口已经被牢牢锁死，而这也让她的内心大呼不妙。
然而，出口已被锁死，即便她们发觉事情有异又能怎么样呢？
伴随着舞会舞曲变为更“欢快”的《特别快车》，跳舞的人越来越多，醉意朦胧的男女在略显拥挤的舞池中踉踉跄跄，而接下来鼓槌沉闷的敲击，终使舞会中的外侨们渐渐放出了他们内心的野兽。
酒壮色胆，洋人们在舞池中用他们蹩脚的中文开着低俗的玩笑，不仅互相嘲笑，也互相怂恿。最终，当一个人用他长满胡茬的大嘴狠狠印在舞伴脸上，惹得舞伴发出一声尖叫之后，在场所有人呆滞片刻，并随即兽性大发。
舞会的主人利富淫笑着将女伴抱往沙发，在女伴的挣扎与尖叫声中，手忙脚乱地撕碎她的外套、里衣，并将之抛向空中，甚至还向其他人高喊：“hurry up（赶快）！”
而看到利富如此示范，在场众人的兽欲一如洪水决堤般汹涌而出，也就在这一刻，现场的音乐声戛然而止，白炽灯亦被熄灭，只剩下彩色的霓虹灯，在一片软糯的哀求与粗重的喘息声中，依旧彰显着它的“情调”。
四，国耻
8月8日凌晨2时30分，一位被良心发现的乐队成员裹挟出公寓的舞女巧巧，在另一位未来得及出逃的舞女母亲的带领下，来到了汉口保安警察总队，在阐述了事情经过后表示，希望他们能够去拯救那些被洋人奸污的其他舞女。
然而，等警员于凌晨三时许来到公寓大楼，却遭到外国人的阻拦，不许他们上楼调查。无奈之下，警员只好连番向上级请示，并将上级的命令直接出示给拦路的外国人，这样才总算是上到了事情发生地公寓五楼。
当然，这时洋人们已经云收雨歇，各自散去，只剩下一脸高傲的利富依旧摇晃着他手中的高脚杯：“亲爱的警察先生，请问您深夜造访，是为了调查什么呢？”
听着利富的狡辩，尽管警员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地面上尚未来得及打扫的衣服碎屑，但看着利富身后美军中校乔治身上“U·S·A”三个字母，他们又能说什么呢？只得泱泱离去。
很快，惨案发生的消息就被传到南京老头子耳朵里，然而在当时国民党于内战中俨然颓势尽显的前提下，蒋委员长如何肯为了区区几个“舞女”而坏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呢？
所以，即便这些“舞女”中有前新八军中将副军长张弥川的二太太，武汉行政首长的如夫人，住在沙皇亲戚修建的“巴公房子”中的几位太太，但蒋介石就是认定了这只是一场你情我愿的寻欢作乐。
于是，为了努力稳住国内态势，在蒋委员长的命令下，中央国民政府就向武汉地方政府下了死命令，要求务必以“国家名誉”和“盟邦友谊”为重，以“铁腕”手段封锁消息。
然而，当蒋委员长的电文来到案发地点的武汉汉口，一切都已经失去限制。当《汉口晚报》于8日傍晚首次刊登这场惨案后，人群的怒火如火山喷发般淹没了国民党当局。
上海、南京、北平、青岛等有美国人聚居的城市，连续几天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几天后，武汉市政府门前的大道被挤得水泄不通。人头攒动、吼声入云之余，“武汉市各界反美示威请愿大游行”的横幅亦是格外醒目。
在这样的背景下，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国民政府内政部只得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模样发文给武汉当局，要求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查办并答复”。之后，更是派出监察院、国防部、外交部有关人员一起组成的队伍，赴武汉“督查”。
然而，既要装点门面，又要体察国府苦衷，武汉政府终于是绞尽脑汁地想出一个忽悠国民的好办法，也就是传说中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汉口地方法院，将几名为洋大人招揽“舞女”的“皮条客”们分别判处有期徒刑，罪名是“妨碍风化、以图盈利”。
不过面对这样明显透露着敷衍的审判结果，《汉口晚报》发表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
“政府当局为了怕事情闹僵闹大，妨害中美邦交，一直就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在处理这件事！”
然而，这时，再如何义愤填膺的指责也已经影响不到犯下罪行的洋大人们了，就在替罪羊为洋大人担责时。
一切的始作俑者利富，正躺加利佛尼亚的海滩上悠闲地喝着椰汁。
中校乔治也被调到日本，此时正搂着更为“温驯”的日本女人，放荡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