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的母亲:一个了不得的女人

话说在1927年4月初,广州一片花红柳绿。虽然当时蒋介石的屠刀已经对共产党人高高举起,但此时,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正躺在德国人开的妇科医院里,对未来充满期待。因为她马上就要当妈妈了。而一直守护在身边的,是这位准妈妈的妈妈:

“小超,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身体最要紧。这里的王德馨大夫是全广州最好的产科大夫,咱们这次,一定能顺顺利利把孩子生下来!”

当时,广州虽然还没公开屠杀共产党人,但为了保险起见,母亲在帮女儿填写住院手续的时候,还是用了化名。

只有俩人单独在房间的时候,她才会叫“小超”的名字,因为女儿的本名叫做:邓颖超。

上期节目,我跟您聊了聊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爱情故事,其中也聊到了邓颖超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

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培养出这么一个优秀的女性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她选择的革命道路家里人支持吗?那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了。

照顾开导 守护女儿

其实,听了开场的音频小剧场您就应该能明白:邓颖超的母亲一直都知道女儿女婿的身份,并且一直在守护这个家。

邓颖超生孩子的时候,已经和周恩来结婚两年了,但因为工作的缘故,俩人常常聚少离多。

之前,周恩来已经从广州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和组织部工作,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直接领导人,身处最危险的前沿阵地,可偏偏又赶上邓颖超临产,他自然没办法陪在身边。

然而,祸不单行——邓颖超难产了。

虽说她的医生王德馨是广州最有名的产科大夫,但是即便她想尽了一切办法,三天三夜过去了,孩子还是生不下来。

眼瞅着再拖下去,大人孩子都保不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果断要求:保大人!

但对于这个决定,邓颖超是不甘心的,毕竟这是她的骨肉,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周恩来的孩子,他们两口子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了,怎么能再失去第二个?

那是在两年前的秋天,周恩来当时正率领军队第二次东征,邓颖超留在广州开展妇女运动。可就在那个期间,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左思右想之下,还是喝下了打胎药。

这事儿其实很危险,最后胎儿虽然打掉了,可身体也被折腾得够呛,为了能尽快好起来,邓颖超只好给母亲写信,让她从天津来了广州。

母亲一来,就责备女儿太轻率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和丈夫商量呢?

果不其然,当周恩来东征回来,听说了这件事,他生平第一次对邓颖超发了火。

因为在他看来,生育和工作不是对立的关系。邓颖超也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从那时候起,她就一直想着能再怀上孩子。

可如今呢,孩子终于要出生了,可又是这种生死抉择的局面。

邓颖超苦苦哀求王大夫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孩子、不用管她, 可最后,还是母亲说服了女儿,她安慰邓颖超说,现在你还年轻,只要保重身体,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从仕宦之家走向社会

其实,杨振德是理解女儿的痛苦的,因为这份痛苦,她自己当年也感受过。她有着怎样的婚姻?生下邓颖超后,她为何要对丈夫以死相逼?

杨振德原本是湖南长沙人,杨家世代经商,家业颇丰。但到了杨振德的父辈,为了在仕途上出人头地,他家就放弃了祖业,就这样,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小时候,杨振德就随父母来到了广西,一家人靠着父亲在县衙里谋得的小职位勉强维生。日子虽然清贫,但倒也其乐融融。

然而14岁时,杨振德的父母就因病相继去世,她独自料理了双亲的后事,并且翻开了父亲遗留的《伤寒论》,开始自学中医。

在学习的三年中,她渐渐能为人看一些病了,由于她为人端庄文雅,态度和善,医术又好,因此在当地也有了一些名气,不少达官贵人的夫人都会慕名前来。

而无论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她都平等对待,对贫苦人家她更是分文不取。

在行医的过程中,杨振德结识了一个叫邓廷忠的武官。

邓廷忠这个人,绝对算是个忠臣良将,他26岁考中武进士,当上了御前侍卫,之后又步步高升。

36岁时,他率军进击法国侵略者,直捣法军驻地越南宣光城。弹尽粮绝、自己身负重伤后,他依旧奋勇挥舞着铁旗竿,刺杀法军少校,绝对是个英雄。

认识杨振德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刚去世不久,于是,在1900年,杨振德嫁给了邓廷忠,做了他的续弦。

当时正赶上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邓廷忠奉命入京护主。因护驾有功,他被擢升为南宁镇台,统兵戍边,成为了绿营的高级武官。

虽说丈夫升官了,但杨振德并没有半点镇台夫人的架子,一如既往地相夫教子,时不时的坐堂出诊,为病人把脉开方。

在生下邓颖超之前,杨振德生过一个儿子,但没多久就夭折了。因此多年之后,她自然理解女儿失去孩子的痛苦。

失去儿子之后不久,她就生下了邓颖超,可重男轻女的丈夫并不高兴,说想把女儿送人。

一听这话,一向贤淑的杨振德怒了,她一手抱着女儿,一手举起菜刀,对丈夫说:

“你要把女儿送人,就先杀了我吧!”

看到一向文静的妻子竟如此刚烈,邓廷忠妥协了。三年之后,他因为一些过失,被流放新疆。

作为犯官的家属,杨振德在南宁无依无靠,只好带着年幼的女儿开始了四处漂流的生活。

母女俩去过广州,也到过上海,但都没能站住脚跟。正好在那个时候,他们收到了丈夫前妻生的三个儿子写来的信,说是天津有工作,可以来试试。

杨振德便带着女儿一路颠簸又去了天津,可是到来后却发现是一场骗局。原来,三个孩子是以为继母手中还有积蓄,就用这种办法把她骗来了。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天津当时有个育婴堂,正在招聘医生,从小就学医的杨振德通过了应聘,而且主管又正好是丈夫的同乡,所以母女俩的食宿和杨振德的工作就都有了着落。

不久,杨振德又到一个女子戒烟所工作,每个月30元的工资,可以让她和女儿的生活得更好一点了。

随着女儿的一天天长大,杨振德也开始教授女儿知识。这种平静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戒烟所停办。而另一边,原本流放期满、本可官复原职的丈夫,竟然在回来的路上暴病而亡。

哎,真是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对母女一下子又没了任何依靠。

颠沛流离中寻找归宿

怎样的契机让传统的母亲接触了新思想?白色恐怖之下,她该如何保护女儿?

在戒烟所工作的时候,杨振德认识了一个同盟会的成员,经过他的介绍,1913年,杨振德带着9岁的女儿去了北平,在一个平民学校当教员。

在那里,杨振德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人士,思想开始蜕变和升华。尤其是校长陈翼农,在思想上对她的引导很大。

陈校长帮助她走出了个人、家庭的困苦,让她开始关心时局,开始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

然而学校刚刚成立半年,陈翼农就被袁世凯抓住和杀害了。这时,杨振德做了一件一般女性都不敢做的事:她不顾个人安危,参加了革命党同事们为陈校长收尸安葬的壮举。从此她便知道:改革、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

而母亲的一言一行则一直在影响着幼年的邓颖超。

学校停办后,杨振德再次带着女儿返回了天津。她决定要拼尽全力让女儿读书、接受进步思想,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邓颖超在天津读书时的照片

为此,她同时兼任了四个家庭教师的工作。邓颖超也很争气——11岁那年,她虚报了2岁,直接跳级考入了直隶第一女师预科,第二年升本科。

您听听,12岁读大学,这可不是一般的争气啊!

就这样,杨振德住在别人家里教书,女儿住在学校里读书,母女俩每星期天才能相会,她们互相慰藉、互相鼓励。

在此期间,邓颖超的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相继得了肺结核病去世。母亲处理三个哥哥的生活、丧事样样周全,这些都被邓颖超记在了心里。

后来,她帮助周恩来处理众多亲戚的事情也都非常周到,这些都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

五四运动爆发后,邓颖超参加了觉悟社,并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商谈联合改造青年爱国团体计划。

1920年觉悟社成员合影

(后排右一为周恩来,前排右三为邓颖超)

回来后,女儿在家里整天唱着“觉悟社”社歌,听多了杨振德也会唱了:

觉悟歌音乐:海声和音组 – 大江歌罢

顺便补充一句: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周恩来。

1925年,邓颖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而杨振德也由同情女儿的革命转变为了自觉支持女儿的革命,继而到自己也参加革命了。

1925年,邓颖超(右)与母亲杨振德的合影

她跟着女儿四处奔波,以行医、教书维持生活。女儿在广州与周恩来结婚后,杨振德也来到广州。

但她不愿靠女儿女婿生活,而是去一所中学当了地理和历史教师,后来又去另一所学校做了学监。

让我们把时间再拉回到1927年4月的广州产房。邓颖超的孩子最终没有保住。但杨振德相信,这些年这么多风浪都过来了,女儿也一定可以熬过这种痛苦。

然而母女俩当时并不知道,更大的风暴还在等着他们:1927年4月15日,军阀陈济棠开始在广州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广东省委妇女部的同志急忙乔装去了医院,冒险通知邓颖超:让她们赶紧离开广州。

可当时的邓颖超身体极度虚弱,就靠她们母女俩,怎么走得了呢?绝望之下,她们只好再次求王德馨大夫帮忙。

王大夫是个好人,她将邓颖超安置在了医院的一个闲置屋子里。很快,军警就来医院搜捕了,王德馨告诉他们:产妇已经在三天前出院了。再加上这是德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所以军警也不敢太造次,没有搜查就悻悻地离开了。

就这样,母女俩在医院躲避了两个多星期,等身体慢慢恢复了,俩人便在王大夫的帮助下,利用医院去香港采购药品的机会,乔装打扮成了护士和佣人,坐着德国领事馆的船,到达了香港。

但香港也不是久留之地,母女俩很快又登上了去往上海的船。

由于党组织被破坏严重,邓颖超到上海后不久,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那时,23岁的她担任了中共中央的妇委书记,第一次妇委会议就是在邓颖超到上海后的家中召开的。

她和同志们事前商定了暗号,她穿着一身墨绿色的旗袍,桌子上还准备了一副麻将,有陌生人来的话,便以打麻将做掩护。

为了保险起见,母亲杨振德再次扮演起了佣人,在屋外收拾家务和望风。

与此同时,她还做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开馆行医。可实际上呢,她是女儿女婿的交通员、勤务员。

邓颖超与母亲杨振德

当时组织上每个月发给周恩来生活费12元,邓颖超8元,然而,夫妻俩除了衣食住行的开支外,还有一些应酬,这点钱根本不够用。

杨振德便把自己行医所得,用来贴补家用和资助女儿女婿的地下工作。

行医治病,投身革命

随着上海的形势愈发严峻,1931年冬天,中央从上海搬到了苏区,杨振德也跟随女儿女婿来到了江西瑞金。在那里,这位母亲又是如何为革命发光发热的呢?

那一年,杨振德已经56岁,常年的漂泊生涯让她身体承受不住了,因此刚到苏区时,她经常生病。

好在当时苏区有个名医,叫傅连暲,他不仅耐心地给杨振德看病,还让老婆在饮食上对她悉心调理,一来二去,两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2年,傅连暲将自己的全部家产、以及自己开办的福音医院捐给了红军,并将医院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自己担任院长。

当时,由于苏区被国民政府严密封锁,医院缺医少药,毛泽东就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思想。正好,杨振德熟悉中医,她便在中央红色医院里给战士和老百姓看病。

在那里,她吃的是粗米淡饭,不仅缺油少盐,而且每天都吃不饱;衣服穿的也是粗布破衣、麻草鞋,但她从不叫苦。

人人都知道邓颖超的母亲是个好医生。周恩来也很尊敬她,在别人面前称她为邓老太太。

然而,苏区稳定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两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和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性转移,也就是长征。

可就在决定做出之前的一个月,邓颖超突然得了肺病,高烧吐血,杨振德一直在她身边服侍治疗。

看到邓颖超这个样子,组织上决定用担架抬着她参加长征。而杨振德因为年纪太大,只能留下、向白区转移。

战火连天,母女俩不知此次分别何日能相见,邓颖超和周恩来觉得对不住母亲,但杨振德反倒劝慰他们说:

“诶~~~多少风浪都过来了,干革命就应该坚强一些,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好身体。”

邓颖超、周恩来送给母亲杨振德的照片

分别时,母女俩没有掉泪。之后,女儿和女婿踏上了未知的征程,杨振德一个人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5年,她在江西南昌不幸被捕,被国民政府关押在了九江。

国民政府当局知道她是周恩来的岳母,为此千方百计地希望她能公开发表声明,劝说周恩来和邓颖超脱党。

您猜杨振德怎么说?

儿大不由母!再说,你们蒋委员长的儿子,不是在苏联也参加共产党了吗?他怎么就不管呢?如果你们非要定我的罪,那就杀我的头好了!

得,劝说她的国民政府高官碰了个钉子,虽说对她恨得咬牙切齿,但也无计可施,杀掉吧,又怕影响不好,只好一直关着她。

杨振德就这样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多,后来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经过组织多方寻找,才将她解救了出来。让她和女儿女婿团聚。

母女俩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然而此时,杨振德已经64岁了,牢狱折磨让她的的视力变得很差,但她仍坚持读书看报、关心时事,坚持为办事处的同志把脉看病。

生活上也十分俭朴,不让女儿给她添置衣服,一直还穿着出狱时穿的衣服。

为了不影响到女儿和女婿的工作,她独自一个人租房住,而且还时常对女儿说,自己的身体很硬朗,你们安心工作就好。

杨振德写给邓颖超、周恩来的家书。

来源/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可实际上她一直在隐瞒自己的病情。1940年冬天,这位劳累了一生的老人倒下了。

重病之际,她笑着对女儿说:

“小超,我要回家了,你们不要难过……”

临终前,她没有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而是对前来看望的同志们说:“我是不重要的人,你们不要为我忙了吧!”

1940年11月18日,这个伟大而又平凡的女性在重庆溘然长逝,享年64岁。

周恩来与邓颖超等在杨振德墓前合影

第二天《新华日报》刊载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联名发表的讣告。同日的《新华日报》还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纪念她的长篇文章。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她举行了简朴而又庄严的葬仪。

在纪念仪式上,邓颖超强忍着悲痛说:“今天我在亲爱的母亲前,在同志们和朋友们面前宣誓:我一定坚守母教,坚定忠实于中国革命事业,为民族、为阶级斗争到底……亲爱的妈妈,请你安息吧!”

杨振德可以安息了,她的女儿确实用一生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编辑:谢佳漫

素材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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