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家康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依仗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人多势众，无视中央确立的北上方针，执意南下，以致发展到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到达陕北后，他对党中央的批评阳奉阴违，不思悔改，最后甚至走到叛党投敌的不归路。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领导进行与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曾对张国焘作出了洞见症结的预言，而这些预言都被一一言中。
毛泽东不赞成张闻天让出“总书记”
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北部的懋功，奉命前来迎接党中央的四方面军30军政委李先念，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时隔50年，已是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接受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当晚，毛和李先念谈了一次话。毛问李三十军有多少人（李以前指挥第九军，此时指挥第三十军）。李说两万多。毛问他多大了，李说二十五六。五十年后的今天，李对当时未做好迎接一方面军的准备工作仍然感到抱歉。‘我们到后他们跟着就到了。’他说：‘没想到他们来得那么快。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甚至补给他们一千来人。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争吵的。’”
张闻天
这种喜悦和平静没有维持多久。6月25日，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到县城以北的两河口，迎接赶来参加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的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当张国焘看到“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一副骨头架”的一方面军时，脸上立刻露出鄙夷的神情。已经赋闲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注意到张国焘的态度，他回忆说：
“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在行政上的权力。虽然我眼下没有关于这个部队在会师时实际兵力的数字，而且人们对四军团（即四方面军，作者注）的兵力数字表示怀疑，但是可以肯定，其兵力至少有中央红军的两倍之多。”
岂止是“两倍之多”，此时，一方面军只有一万多人，而四方面军已有八万余人了。正是基于此，张国焘才认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不得不仰仗”“不得不依从”于他。会师后的第二天，张闻天在两河口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夺取松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肯定这一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要实现这战略方针，首先就要控制松潘地区。”
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以统一领导，发起松潘战役。可他很快就违背两河口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一再强调攻打松潘的困难，以尽快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要挟党中央。他还向中央慰问团成员、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改组充实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正是在张国焘的默许和策动下，四方面军要求改组充实领导力量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口气也越来越不掩饰，党中央对此一直保持了沉默。陈昌浩直截了当地向党中央提出了要求：“职仍请焘（张国焘，作者注）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敌前总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中央考虑的是两个方面军团结一致，共同走出藏区，迅速北上。可张国焘却按兵不动，中央权衡再三，决定作出适当的让步。张闻天一向顾全大局，主动表示自愿让出负总责的职务与张国焘，以解决当前的矛盾。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有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队，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见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张国焘当上总政委后，才很不情愿地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集中。到了毛儿盖后，他又一次撂挑子不走了，继续向中央讨价还价，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补充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对遵义会议说三道四，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及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红军因此错失了发起松潘战役的良机，反而招来各路敌军的围攻，形势万分危急。
张国焘
党中央从共同北上的大局出发，决定在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和组织问题。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强调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再次强调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这个决议及时地总结了两个方面军会师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直面复杂的现实问题，策略地批评和否定了“西进”“南下”方针。
同时，张闻天在会上向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充实到中央的四方面军同志的名单，提升三位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三位候补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陈昌浩和周纯全进政治局，陈为委员，周为候补委员。张国焘盘算得很精细，企图在党中央的核心层占据多数，以此便于掌控党中央的决策。党中央对此洞若观火，可考虑到与张国焘的团结，以促使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也作了相应的妥协。
沙窝会议后，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1、3军团和四方面军的4、30军组成，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开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9、31、33军和一方面军的5、9军团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东进到班佑向右路军靠拢，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
张闻天预言张国焘组织第二党
尽管中央在组织问题上一再让步，张国焘仍然不满意，带着满腹牢骚回到毛儿盖后，再次提出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里番。针对张国焘的出尔反尔，影响北进的错误的战略主张。8月15日，张闻天在致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里番之敌。”
张国焘没有“专力北上”，红军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是经阿坝向青海，还是经班佑入甘南向东发展。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作报告。与会者一致同意红军向东发展的方针，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党中央及时地把会议决定电告于张国焘，明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发展，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
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在茫茫草地上连续行军五个昼夜，于8月下旬，到达四川北部与甘肃交界的班佑、巴西地区。出发前，张闻天在听取从四方面军回来的李维汉的汇报时，得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进行反对中央的一些问题，这引起他的重视，就此撰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北上与南下之争是路线的是与非，南下是退却逃跑，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路线。文章准备在中革军委主办的《干部必读》上发表，由于编委之一的陈昌浩的激烈反对，张闻天从团结的大局着想，没有发表此文。
左路军那边没有一点动静，右路军仍在班佑、巴西地区焦急的等待。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说：“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8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人着急。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朱德、陈昌浩和我三人名义，发出电报。我们又令四军31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张国焘这才同意北上，当部队行进到葛曲河后，正值河水上涨。他又以此为理由，再次变卦。徐向前说：“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张国焘命令左路军退回阿坝，还发来电报，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北上与南下的道路选择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商量，让徐向前和陈昌浩从中做工作，以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可张国焘是铁了心，谁说谁劝也没用。9月8日晚，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在红3军团宿营地召开非正式会议，并给张国焘发去电报，要他执行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希望他“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张国焘依然以种种借口，反对北上，鼓吹南下。同时，又给陈昌浩发来一封密码电报，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说：“当时如果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密电送达时，陈昌浩正在作报告，只得交予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了电文，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机警地拿着电文来向党中央汇报，毛泽东抄录了电文，马上找张闻天、博古商量对策。他们一致认为，党中央若再滞留于此，后果难以预料。
他们赶到巴西3军团驻地，与在这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研究后决定，党中央只能暂时与四方面军分离。当晚，右路军中的1、3军团和军委纵队悄然开拔，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于9月11日到达甘肃南部边境迭部县的俄界。在紧急转移的途中，张闻天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张国焘，向陈昌浩、徐向前发出指令，发表《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全体同志书》，一再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在给陈昌浩、徐向前的指令中说：张国焘的电文违背中央方针，中央已另电张国焘“取消该电”，并说：“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之”。
张闻天在危急时刻，处变不惊，应变自如，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央及军队的领导同志一起当机立断，及时地处理了一起突发的危机。他在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全体同志书》中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到达俄界后，张闻天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张国焘：“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协商变成指令，态度有了明显的转换。他还在团以上军事干部会上，批评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说明中央之所以要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因为西北是蒋介石统治的薄弱地区，红军只有在那里才可以休养生息，而且这里又靠近抗日前线，红军北上为的就是抗日。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目前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张闻天作总结发言，同意毛泽东对同张国焘斗争的分析，并且具体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后来的事实果然验中这一预言。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
1937年3月31日，张闻天在批评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那时用了极大的忍耐，每步每步的引诱他，给他从洞中诱出来。否则大批干部与力量牺牲。于是乎我们给他打了许多电报，给他勾出来。”可见张国焘对抗中央方针的骄横，以及中央在对张国焘良药苦口的劝告无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用策略手段，慢慢的把他“引诱”到正确的道路。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终于走到分庭抗礼的极端，他在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的白莎喇嘛庙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张国焘为“临时中央书记”。“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他说“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临时中央’”。徐向前回忆说：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放‘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仍然以极大的耐心做张国焘的工作，真诚地希望他改弦易辙，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中央注意到张国焘十分忌惮共产国际的态度，而恰在此时，林育英奉共产国际之命，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陕北，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毛泽东与张国焘。
张闻天、毛泽东与林育英商量，由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教育、帮助和震慑张国焘。1935年12月22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劝告他注意党内团结。
1936年1月13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提出严肃的批评，指出：“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做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
四方面军于11月连续攻克宝兴、天全、芦山，歼敌五千余人，造成直下川西平原，威胁成都的态势。张国焘以此更为得意，似乎验证了南下方针的正确。在中央告之一方面军已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后，他踌躇满志地复电说：“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是）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他更以为自己的“临时中央”为正统合法，致电林育英宣称党中央是“假冒中央”，要求“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1936年1月，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林育英又致电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处可以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在张国焘的眼里，林育英的电报更有份量。加上此时战局发展越来越糟，他自己也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临时中央”失去了支撑的基础和底气，态度明显软了下来。
张国焘其人，正如徐向前所说：“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对张国焘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人，需要的是防患于未然。2、6军团就要与四方面军会师了，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四方面军和2、6军团负责人说：“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
四方面军南下破产、西进失利，已是山穷水尽。更有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的帮助、敦促，张国焘也意识到“临时中央”难以维系了。1936年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临时中央”，勉强同意北上，而在内心深处仍然不服输，故在北上的过程中，一再迟碍，不愿与党中央会合。
张闻天再预言张国焘叛党做特务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张闻天、毛泽东等前去迎接。与一年前一、四方面军两河口会师相比，真可谓是风水轮流转。时在迎接人群中的李德记叙：“我是他们到达保安的见证人。看上去他们情绪相当低落，大多数人的衣服破烂不堪，各种各样的颜色混杂在一起，甚至还能看到穿着喇嘛服和藏族服的人。”
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进驻延安后，即在中央内部开始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林育英与他谈了几次话，希望他对中央有个交代，对自己的错误有个深刻的反省和检讨。在这种情况下，他于2月6日，给中央写了份《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检讨书。
3月27日至31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延安会议），会议议题两项，其中一项就是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张闻天作总结时说：“什么叫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派别主义。”具体指出张国焘“对革命形势悲观失望”，“枪杆子高于一切”，在四方面军“实行个人的独裁制度”。会上很多人要求给张国焘以撤职、开除党籍的组织处理。张闻天代表中央指出，暂时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让他自己认识和改正错误。
当时在延安虽然开展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但他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仍然保留。4月6日，他写了《我的错误》一文，发表在《党的工作》第31期，承认“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的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
他真的服输认错了吗？不是，他后来就说：批判他的斗争，“都是见不得天的把戏”。他还曾经对张闻天说：“张国焘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心中是满满的埋怨和不服。
张闻天就张国焘坚持错误立场的问题，严肃地指出：“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变为叛徒，只有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张国焘能“自己下决心”改正错误吗？两年前在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经预言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两年后的这个预言也会被言中吗？
党中央负责同志都在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忙碌着，张国焘倒似有“无官一身轻”的逍遥感，“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流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游谈天。”口头认错，心怀不满。消极怠工，优哉游哉。张国焘就这样与党中央离心离德，“已不愿与这群人为伍”了。
1938年春节过后，张国焘已开始盘算着如何“跳出这个圈子”的计划。他说：“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他终于等到了机会，4月4日，是国共两党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前往中部县，由此而西安而武汉，投奔国民党。
党中央在张国焘出走西安时，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总想把他挽救过来。可他却于5月6日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攻击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为自己的叛变行为辩护。张闻天在《解放周刊》发表《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认为：“张国焘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混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混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破坏者。”“张国焘的《敬告国人书》就是他的投标广告。”并预料国民党、蒋介石“要利用他来做‘反共’的‘特务工作’吧”。
这一预料又果然应验，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蒋介石把他交予“军统”头子戴笠，张国焘由此成了少将军衔的“军统”特务。张国焘由“组织第二党”到“必然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再到“做‘反共’的‘特务工作’”。正是因为张闻天看到了张国焘问题的实质，所以，他的预言才洞见症结，一一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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