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料中有关货币的内容并不多见，而且这些史料还存在语焉不详或是互相抵牾的情况，致使后人在理解相关史实时出现偏差。今不揣浅陋，就个人目力所及者，略举数条、并加辨证，以就教于方家。
一、董卓钱的铭文
汉末，天下大乱。董卓曾铸造过一种劣质钱币，关于这种钱币的形制，《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记载：“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以此来看，董卓所铸钱币属于一类劣质小钱，不仅体型较小，而且铸造粗糙，甚至连钱文都没有。于是，学界曾普遍认为董卓钱是没有铭文的。
但是，《晋书》却有不同的记载。《晋书·食货志》这样描述董卓所铸之钱：“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收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虽然《晋书》对于董卓钱形制的记述与《三国志》大体相同，但《晋书》却明确提出董卓钱是有铭文的，并非“无文章”，只是因为铸造技术低下，文字不可辨识，故曰“文章不便”。因此，这里的“不便”应是“不辨”之讹误，意思为钱文不可辨识。
袁宏《后汉纪》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初平元年（190）六月，“卓发洛阳诸陵及大臣冢墓，坏洛阳城中钟虡，铸以为钱，皆不成文。更铸五铢钱，文章城郭不可把持。”袁宏为晋人，距汉末甚近，所叙自然较它书为确。《后汉纪》中明确提及，董卓因铸钱仓促之故，钱币“皆不成文”，也就是说钱币文字因铸造技术所致不可辨识，但文字是有的。我们依据考古出土实物资料，认定董卓钱的铭文为“五铢”二字。
董卓此次铸钱的主要意图是为了搜刮民众钱财，由于金属铜在古代一直是代表着固定价值的稀缺资源，董卓试图通过铸造面值与之前相同、但重量却大幅度下降的劣质钱，以换取民众手中贮藏的足值钱，如此才能达到快速掠夺财富之目的。况且此前整个东汉时期流通的钱币均为五铢钱，董卓完全没有必要重新铸造一种新的钱币样式，这样只会增加使用者的反感情绪，阻碍市场流通，故认为这种小钱是有文字的，也属于五铢钱的一种。
二、曹魏政权恢复五铢钱的时间
董卓铸造的劣质小钱不仅破坏了自西汉以来所形成的五铢钱制，而且引起极端地物价上涨，导致市场交易混乱，钱遂不行。为了改善货币交易环境，曹魏政权曾力图恢复五铢钱制。关于五铢钱恢复的时间，史籍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来自《晋书·食货志》的记载：
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众所周知，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十三年（208），兵败赤壁，同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既然是“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那么《晋书》认为曹魏政权恢复五铢钱的具体时间应该在建安十三年。
第二种观点源自《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的记载：二年春三月，初复五铢钱。”这里的“二年”，是为黄初二年，即公元221年。《资治通鉴》卷六九“文帝黄初二年”条补充道：“初复五铢钱。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今复之。”按照这种说法，自初平元年董卓破坏五铢钱制之后，直到魏文帝黄初二年，才恢复了东汉以来的五铢钱制度，这就比“魏武为相，还用五铢”的时间晚了整整十三年。
我认为史书中存在两种恢复五铢钱时间的记载都是正确的。曹操称相之时，董卓钱已经流通了十七年之久，曹操对这种劣质钱币所来的破坏性影响十分清楚，于是在“海内既平”之时宣布停止使用这种钱币，恢复五铢。但是，正如《申鉴》中记载的那样，曹操担心恢复钱币使用之后，其它国家会出现“彼以无用之钱，市我有用之物，是匮近而丰远也”的情况。因此，尽管曹操宣布恢复使用五铢钱，但实际上国内仍然重视实物交换，这种以布、帛为主的实物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物资。文帝曹丕继位之后，三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争逐渐减少，统治者大都重视恢复经济，此时国内“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由于市场上长时间没有货币参与流通，遂逐步显现出各种问题，“钱贵谷贱”便是其之一，因此文帝不得不在黄初二年再次重申恢复五铢钱的重要性。
三、成公绥与《钱神论》
西晋人鲁褒“伤时之贪鄙”而著赋体文《钱神论》，对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货币拜物教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是为我国文学史中的名篇。学界普遍认为：在鲁褒成文之前，社会中已经流传过一篇同名作品，它的作者是魏晋之际的成公绥，鲁褒的《钱神论》正是在成公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补、发挥而成。关于这篇文章的来源，学界很少涉及，只是因为它的内容同样被清人严可均收录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中，从而认可了这篇文章的真实性。经查阅有关资料，此文最早见于《太平御览》卷八三六《资产部》“钱下”条，原文云：
成公绥钱神论曰：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朱衣素带，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己。执我之手，说分始终，不讲优劣，不论能否，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何可暗使，岂虚也哉！
上述相关内容与鲁褒所撰《钱神论》高度一致，特别是其中的字句，甚至有完全相同之处，该文后被收录入《全晋文》卷五九“成公绥”条目之下。查《晋书》卷九二《文苑传》可知：成公绥生于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卒于晋武帝泰始九年（273），是魏晋之际著名的辞赋家，曾被张华荐之为太常，征为博士，后历任秘书郎、中书郎等职。关于他的生平著作，“诗赋杂笔十余卷行于世”，基本完好地流传了下来，但唯独不见这段《钱神论》，而《晋书》以及其它文献同样对此只字不提。结合成公绥所处的时代背景，此时全国尚未统一、北方经济未能恢复、商品经济尚不活跃，且与文章内容所描述的时代特色并不吻合，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甚至有学者指出：“所谓成作《钱神论》，应为鲁褒《钱神论》中的一段，《御览》的编纂者误采为成公绥所作。”如果真是如此，也就不像学界以往认为的那样，成公绥的文章影响并激发了鲁褒的创作灵感。
四、五行大布与永通万国的兑换比值
西魏恭帝三年（557），宇文觉代西魏称帝，是为孝闵帝，都长安，国号周，史称北周。北周初期，使用前朝旧钱。武帝于保定元年（561）七月，铸布泉钱，一当五，与五铢钱并行。建德三年（574），铸五行大布钱，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静帝大象元年（579），再铸永通万国钱，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并行。这就是闻名钱币学界的“北周三泉”。
史籍对五行大布、永通万国两种钱币之间的兑换比值，存在不同的记载。《周书》卷七《宣帝纪》载：“丁巳，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并行。”《隋书·食货志》《通典》与《册府元龟》等书均有相同的论述。但是，《北史》却云：“丁巳，初铸永通万国钱，一当千，与五行大布并行。”《资治通鉴》与《太平御览》等典籍亦作“千”，而不为“十”。台湾学者陈彦良认为：“宇文赟是历史上一个以荒淫暴虐知名的帝王，在位虽不满两年，但姱诞铺张之举动无法计数，且已开始大规模营建宫殿。观此，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千枚五行大布，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个人以为，应以《周书》等史籍记载为确，是“十”而不是“千”。首先，上述史书以《周书》《隋书》成书最早，二者编成年代为唐贞观十年（636），而且参加编修者多为当时熟谙经史的饱学之士，属于唐代官修史书的代表作品，两书记载了大量北周时期的典章制度，内容翔实。李延寿在编写《北史》的过程中，参考了《周书》《隋书》等史籍，并且对其中一些内容进行删节、汇合，很有可能在传抄、理解过程中产生讹误，把“十”误写为“千”，之后的《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典籍并未经过严谨考证，便沿用了《北史》的记载。
其次，既然永通万国与五行大布、五铢钱“凡三品并用”（当时布泉钱已废），那就不应出现1:1000：50000的兑换比值。如果五铢钱价值太低，没有发行的必要，相反永通万国价值太高，几乎不可能推广开来。试想一下，这么大面额的钱币发行出来，市场上谁能接受使用呢？然而，从目前的出土情况来看，永通万国钱并不少见，说明永通万国虽然属于虚值货币，但没有高得离谱，还是在市场上流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也能够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兑换比值不会产生太大差距，也就不可能是“一当千”。
五、“颇盗铸”与“不盗铸”
元嘉七年（430），刘宋政权“立钱署，铸四铢钱”，是为元嘉四铢。由于新发行的四铢钱在面值上较原本流通的五铢钱稍低，故导致民间普遍出现剪凿取铜的现象，《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云：“民间颇盗铸，多剪凿古钱以取铜。”所谓剪凿取铜，就是为了适应新钱的重量标准（四铢），使用剪凿、磋磨等手段，对原先流通的五铢钱进行修整、加工，在不影响继续使用的前提下，截取出一部分碎铜，搜集起来以牟小利的行为。
关于此事，《宋书》卷七五《颜竣传》有着类似的记载：“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我们注意到：同样是阐述四铢钱发行之后的社会状况，之前何尚之传云百姓“颇盗铸”，而颜竣传则说百姓“不盗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解决此问题，先要了解什么是盗铸。总的来说，所谓盗铸即是在国家禁止的状态下，私自铸造钱币以牟取利益的行为。盗铸钱币的手段是多样化的，比如政府一旦发行虚值钱，此时铸钱会产生高额利润，民间盗铸者只需在外形与重量上仿造国家法定货币，就可以从中获利。至于统治者，则需要制定严苛的律法，打击民间铸钱行为，以保证这种利润只有朝廷才可以独享。相反，如果政府发行的钱币铸造精整、重量足值，那么就会出现《颜竣传》所描述的情形，“用费损，无利”，百姓也就不再参与到铸钱行为中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发行足值钱就不会引起盗铸现象。当新发行的钱币面值低于原来流通的古钱时，民间便出现了另外一种获利手段，即使用剪凿方式截取古钱中多余的铜料，使之与新钱的面值相平衡。这种方式虽然没有模仿铸造，只是使用了修整、磋磨等方式对钱币进行二次加工，同样可以视为一种盗铸行为。东汉时期就曾出现过对钱币一分为二地剪凿钱。何尚之在上奏中全然未提及铸造之事，而是云“命旨兼虑剪凿日多，以至消尽”，由此可见他把剪凿取铜看成是盗铸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会出现“民间颇盗铸，多剪凿古钱以取铜”之语句。由此观之，剪凿取铜主要是针对市场中流通的古钱而展开的，而颜竣传中的“不盗铸”则是针对新发行的四铢钱而言。因此，史籍中的“颇盗铸”与“不盗铸”都是当时情形的客观反映，都是正确的，只不过不同人对盗铸手段有着不同的理解而已。除了上述两种情形之外，还可以使用铅、锡等廉价金属以代替铜材，铸造实际价值较低的钱币，同样属于盗铸行为。
六、“铁钱两当一”
梁普通四年（523），梁武帝听取给事中王子云的建议，于“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这是我国货币史上封建政府第一次集中发行铁钱，也是首次用铁钱代替铜钱，以铁钱作为法定本位货币。
梁武帝发行铁钱之后，关于铁钱与铜钱的兑换比值，学界常引用任昉的一首诗作为证据，原诗曰：“铁钱两当一，百代易名实，为惠当及时，无待凉秋日。”该诗收录在《南史》卷二五《到溉传》之中，学者大都据此认为：一枚铜钱可以抵两枚铁钱使用。
其实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查《梁书》卷一四《任昉传》可知，任昉的这首诗作于天监二年出任义兴太守期间，而且任昉本人于天监七年就已经去世了，铸造铁钱是距此十五年之后的事情，因此该史料不足以作为证据来使用。但是，任昉在天监年间就提及到了铁钱，说明梁武帝正式发行之前，萧梁国内就已经开始出现铁钱流通的迹象。
七、陈五铢的发行时间
太平二年（557），陈霸先代梁称帝，定都建康，立国号陈。依据史书记载，陈朝共铸造过两次钱币，第一次发生在天嘉年间。《陈书》卷三《世祖纪》云：天嘉三年（562），“闰二月甲子，改铸五铢钱。”关于此次铸钱的具体时间，史籍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曰：“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南史》沿袭了《陈书》的观点，认为是天嘉三年铸造；而《隋书·食货志》《通典》与《资治通鉴》等史籍均认为是天嘉五年（564）所铸。
我认为此次铸钱的时间应以《陈书》记载为确。首先，上述史籍以《陈书》成书最早，编成于贞观十年（636），《隋书》中的《食货志》来源于《五代史志》一书，到唐高宗显庆元年（656）才完成。其次，《陈书·世祖纪》的作者姚察还曾入仕陈朝，历任秘书监、吏部尚书等职，亲历陈朝国政大事，所以才会准确地记录出铸钱的具体时间。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天嘉三年确实存在闰二月甲子日，故应可信。最后，天嘉二年（561）十二月，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诏立施行”，也为三个月后的货币发行提供了政策保障。
本文原载《张旭华教授七十寿辰纪念文集》，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注释从略，请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