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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9个故事
华新街史河拾珍
作者：姜孝德
※本文图片来源于作者提供
引 言
香国寺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名字，但是，因为她太过独特了，所以人们总是把它改成全国一个模样的相国寺——全国都叫相国寺，你凭什么叫香国寺呢？
历史上的香国寺，就是一个市郊的场镇。战国末年，它是巴郡治与江州县治的郊区；清朝，它是厅治的郊区，到了民国的时候，它从郊区一下跻身于主城的一部分。抗战时期，郭沫若、卫聚贤、常任侠等人常在香国寺一带考古，他们挖掘出的东汉纪年砖、陶俑等物，让我们知道香国寺地区在东汉时就已经很繁荣了。
作为行政区划的华新街街道，它的前身是香国寺镇。香国寺一名来源于寺庙，那么华新街一名又是怎样来的呢？上世纪30年代，胡子昂等人在此创建华联炼钢厂（重钢三厂的前身），他们修建了一排还建房，于是取名华联新街，后来不知怎么省略了一个字，于是就叫华新街了。华新街，最初只是街名，到了1966年，香国寺连地皮都被翻过几遍了，再说，这名也有些封建味吧，于是，行政区划名开始叫华新街，就这样，华新街成了地区名了。
历史上的香国寺有一条街，他靠近码头，也靠近香国寺，否则，香国寺不可能有居民——就是靠商业活着的人。清中期的地图中，就有这么一条街。可能是后来建设华联钢厂被拆除了。
清朝香国寺地图
重庆气温偏低，不适宜荔枝种植，然而，也有例外。《华阳国志》说：“江州县，郡治。……有荔支园，至熟，两千担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江州县治在江北，荔枝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清代香国寺有荔枝却是肯定的。乾隆年间的诗人张兑和不仅写了一首名为《香国寺》的诗，还自注说“渝州惟香国寺有荔枝龙眼二株。”这香国寺真是奇了，不仅有荔枝，还有龙眼（枝圆），这都是重庆难以种活的树子哟！
从历史的情况来看，香国寺的山有灵性。传说明朝吏部尚书、巴县人蹇义，要为自己选一穴墓，他最终选定了江北皈峰山（香国寺所在的山）的一块地；然而，另一位高明的阴阳先生看了地说：此山为孤龙之山，并无墓穴可言。于是，蹇义就把这块地捐赠给了重庆城里的罗汉寺，自己回大竹林那边找地去了。罗汉寺打算在这里建一座脚庙（歇脚的庙），于是就请法慧禅师去看看。法慧看了说，“不打紧，植几株龙眼树补救一下即可。”于是新庙建成之日，法慧亲自种下了四株龙眼。故老言说，到了民国年间，这里都还有一棵龙眼活着，要两人才可合抱。民间传说真是有趣，孤龙之“龙”与龙眼之“龙”竟有一种同样的东西。这或许就叫“信则有之、不信则无”吧。史志记载，香国寺建于1573年，建成之后，庙宇庄严，气势宏伟，坐落江岸，终日里香烟袅绕，故而取名香国寺。清乾隆年之后一百余年间（1736-1836），这里是著名的风景地、渝北十景之一的“香国长春”，乾隆年间重庆知府陈邦器曾为此山题写“天下第一山”。用今天的话说，香国寺就是网红打卡圣地，重庆的文化人都来过、都为它写过诗，时至今日也还可以找到三四十首。实话说，有的诗真是写得好，不妨读两首：
此地烟霞古，今来始信之。
竹深三径僻，春老一花垂。
随意探陈迹，分明认旧碑。
几时容洗钵，拄杖复题诗。
清·僧清纯《游香国寺》
把炬寻山寺，江干一线通。
高楼停月小，疏竹倚天空。
香篆浮金鸭，灯花缀玉虫。
坐谈清净理，茗饮听松风。
清·龙为霖《宿香国寺》
香国寺在哪里？老人说，嘉陵江大桥下游500，正对江对岸的砂帽石——用今天的参照物来说，大致就在御龙天峰小区的后边，有人说还要靠后些，在清目花园附近——应该都对，香国寺毕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片。不论是古人的描写，还是老人的讲述，都说香国寺很美，可是，我追踪了几十年，最终也没能找到一张照片。
晚清的时候，香国寺设有厘关，我感觉厘关还曾经兼有海关职责，厘关里出了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邓隆。他把查到的德国洋行走私的货物全部扣押，德国领事气势汹汹地要他归还货物外加道歉，他据理力争，最后让洋行补交了厘金。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时代，这真为中国人长脸。
清朝的时候，有一张《重庆府治全图》，上面就画了香国寺、码头、老街、厘关、以及江对岸的砂帽石，当时的山形地貌、街寺位置，历历在目。
香国寺边办厂忙
香国寺地处城市边缘，地价相对便宜，加之交通方便，因此，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这里成了办厂的绝佳地方。1922年商人王芷馨、丝商赵明山约重庆富商杨佑廷在江北香国寺开办肇兴丝厂，那个规模，真是让人有些难以置信。1925年，又有人投资在香国寺投资建设了淑和渝丝厂，这里还有一个大江丝厂……让香国寺一跃成为了全市的工业区。然而，在那个时代，办厂犹如走钢丝。1930年代初，日本生丝涌入中国，重庆的丝厂纷纷倒闭。最先倒下的是香国寺的淑和渝丝厂，而后，颇具规模的肇兴丝厂也倒闭了。
1920年代厂为房林立的香国寺
淑和渝丝厂的场地后来建起了先农面粉厂，而肇兴丝厂的场地则做了陆军医院——今天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的前身。
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生意人面对倒闭，依然还敢创建新厂。
香国寺的局部放大
香国寺的工业史上，最美的一章还是创办华联炼钢厂。1935年，胡仲实在香国寺建华联炼钢厂，遭到当地农民反对。有人建议找警察镇压农民，他不肯。他认为建厂收买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有气可以理解。最终，他以厂建成后多收当地农民而化解了矛盾。华联炼钢厂是四川境内的第一座炼钢厂，意义非凡；而该厂建成后，正值抗战爆发，而该厂又在重庆，其价值上涨何止十倍百倍。为了扩大规模，支援抗战，华西公司（华联厂的上级）董事长胡子昂深明大义，决心接受官僚资本。在决定之前，他曾经与著名企业家范旭东有一场辩论。范旭东说：“民营企业姓‘民’，官办企业姓‘官’；你想与官僚资本家合作，迟早要被他们吃掉。”胡子昂微笑着说：“我办企业只要对国家对民众有利，让一些官僚出资，让他们发国难财，我不在乎于此。只要能多出钢铁，多出枪炮，支援抗战，企业的官股多少我不在乎！”
1939年7月，中国兴业公司（简称中兴公司）成立，孔祥熙任董事长，胡子昂任董事兼副总经理。中国兴业公司的生产，有作者这样写到：“在一阵阵鞭炮声中，中兴钢铁厂的高炉喷出滚滚浓烟，宣告着日军封锁的破产。在大后方的钢、铁生产中，它分别占25%强和10%，与渝鑫钢铁厂一同成为战时中国冶金工业的两大支柱。”中兴公司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是比较大的，然而，抗战胜利后，中国兴业公司却陷入到了绝境之中。原因肯定很多，简单地说，有这么几点：一、总经理傅汝霖经营、管理不善；二、面对千疮百孔的公司，官僚资本不愿意再投资；三、美国钢铁大量涌入中国。回想胡子昂与范旭东的争论，我们认为胡子昂说对了，中兴公司的确为抗战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当然，范旭东也说对了，“官办企业姓‘官’”，他们任人为亲，不垮才怪呢！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然后投入资金起死回生，终于让曾经的中兴公司、新中国的重钢三厂以全新的姿态站立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面。
香国寺边星火起
大约从1939年起，共产党开始在香国寺活动。这年，中共香国寺特支成立，书记严慕苏。然而，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而且警报声频频响起，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940年2月中共江北县委书记郑理中调延安学习，由曾德林接任。接手后约半年，才来的县委宣传委员向德仑就被捕了。市委赶紧叫曾德林撤离，他连工作单位的行李都没拿就撤走了。9月，由欧阳克明任书记。他通过关系进入香国寺的中兴公司当职员，因为没有专门的县委机关，他的家就是机关。12月的时候，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发出了警报：欧阳克明已经被特务注意上了。市委赶紧通知欧阳克明夫妇撤离。一连串的警报，让市委领导觉得很蹊跷，于是，他们选择了有斗争经验的刘传茀（市委宣传部长）去兼江北任县委书记。刘传茀来了之后，县委机关设在香国寺石板坡。因为刘传茀是来捉内奸的，所以他处处小心，甚至还仔细设局，细心观察，最终证实叛徒就是先在陆军当护士、后在观音桥小学当教师的党员邹韵宜。党组织赶紧将她孤立起来，这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同样的时段，不同的领域，另一群共产党人同样在与敌人展开一场无声的生死博杀。
如果我告诉你，抗战时期，共产党解放区使用的一部分汽油，是在重庆香国寺生产的，你恐怕会认为我是在乱编。我最初听到此事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我觉得小说家都不敢这么编。
抗战时期，因受日寇封锁，中国汽油非常紧俏，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一滴汽油一滴血”；在这种环境下，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还要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汽油简直比黄金还要珍贵。为了打破封锁，解决燃眉之急，重庆地下党利用某些社会关系，在江北香国寺开办大华炼油厂，以精炼桐油提取汽油送往解放区。虽说大华厂的产量不高，但也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呀！大华厂的产品走向，以及领导人员的政治背景，很快就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上了，为了安全，大华厂只得关门停产，转移人员。这个厂从建厂到停产整个时间不足两年。
抗战以来，江北的共产党人遵照上级的指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没有什么活动。重庆谈判破裂后，共产党人便渐渐开始活动了。在香国寺的共产党，不仅有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也有以集体形式存在的，如建川中学、思克农校。这里先说胡其芬。说她是个人，只是说她的组织没在香国寺地区。
胡其芬
胡其芬的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上世纪40年代，她的姐姐胡永芬在香国寺的第五陆军医院当医生，她的母亲就跟着姐姐居住在香国寺，因而，姐姐的家就是她的家。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组织上让她尽快通知在陆军医院生小孩的廖意林。她火速赶到后，却发现已经转移到刘家台她表姐家，于是又赶紧撵到刘家台去通知。在紧急处置问题的过程中，她考虑到的都是别人，完全忘了自己。最后，她才想到应该转移自己的重要文件，然而，她却被捕了。最终，她于1949年11月27日牺牲在歌乐山渣滓洞。多年后，苏海还在回忆说：“胡其芬救了我和廖意林，她自己却牺牲了，想来也令人悲恸至极。”
香国寺有多少个11.27烈士，就目前来看，至少有四人：胡其芬、张孟晋、郭重学、张铭新；另外还有两个不在重庆牺牲的烈士宋至平、张春涛（都是建川中学教师）等。
解放前夕，江北有三所红色学校，一是建川中学、二是蜀都中学、三是民建中学，其中不仅有共产党，还有民主党派，其人数之多，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建川中学（校址后来为市十九中，今在重庆工商大学江北校区内），最初办在江北县人和场成立，而后迁往璧山，再迁回人和场，1946年8月迁到董家溪，9月开学。董家溪时期的校长是邓后炎，他早年是共产党员，后来脱党，1945年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后并入民革）。他是一位睿智而稳重的校长，敢于国民党政府斗智斗勇，努力保护校内的进步人士。当时，学校里还有一份叫《突击》的油印杂志，据说它可以和《挺进报》媲美。这所学校就是一个熔炉，也有人称之为革命的摇篮，许多革命者就出自这所学校，而且还出了三个11.27烈士：
1、张孟晋，东北大学（四川三台）政治系毕业。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民盟盟员与农工民主党党员。先在松花江中学任教，但是，他们的革命行动被当局发现，于是，便于1948年2月转到建川中学，任总务主任。1948年为支持华蓥山起义，前往香港筹资，不幸被特务查看了信件于是被捕。1949年11月27日牺牲在渣滓洞监狱。
2、郭重学，中央大学（重庆）政治系毕业。1948年初入党，春季开学的时候，他化名郭雨到董家溪的重庆建川中学任教。在学校，他经常与香港、上海学联保持联系，并以海港寄来的革命刊物作教材，在师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暑假后，他到新桥适存商高任教导主任，9月7日，在学校被敌人逮捕。据说，他从上海回渝后，便被特务机关盯上了。入狱后，惨遭敌人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他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被敌人枪杀。
3、张铭新，1917年出生，四川双流人。本名张之泳，化名张宇农、张德民等。1946年，他到建川中学读书。1948年春受党派遣，到璧山县去整理党组织。1948年4月，重庆发生《挺进报》事件，中共重庆市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先生被捕、叛变，7月，张铭新被捕。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
香国寺地区当时还有一些学校，比如思克农校，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学校里面有党小组，也有党员，只是活跃程度相应的要低一些。
千古留芳音乐城
1940年夏末，著名指挥家郑志声匆匆忙忙从云南赶到重庆，加入到了国立实验剧院之中。此时的重庆人口暴涨，他就到江北香国寺居住，然后每天到重庆城的大梁子去工作。香国寺虽是偏远，但美丽的风景与宁静的环境倒也让他格外喜欢。1940年，中华交响乐团在渝中区江家巷7号团舍被炸，9月4日搬迁到香国寺镇下辖的观音桥新村69号，这个时候，郑志声从马思聪手里接过了指挥棒，成了这个乐团的指挥。他以音乐为武器，振奋民族精神，抵抗侵略，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光辉的名字。
郑志声（右）与冼星海合影
马思聪曾经在观音桥居住过一年左右，并且常到竹林村（后来肺科医院一带）赵辛之家去玩，赵辛之还写有回忆文章呢。
因为观音桥有中华交响乐团，于是，李凌（建国后，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便从延安到观音桥来做音乐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一边在中华交响乐团当职员，另一边，却在香国寺办了一个“新音乐社”，出了一份杂志《新音乐》，虽然杂志办刊的时间不长（1941.1-1943.5），后被当局查封，但它的意义却不能小视。有人评价说：“从40年代创建‘新音乐社’刊行《新音乐》杂志起，李凌以他的音乐评论为武器，为革命音乐的发展而披荆斩棘地进行战斗，……”
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施光南，在香国寺发蒙读书，并在这里写下了他的第一首歌。
1943年，施光南的妈妈钟复光应中兴公司之邀到江北香国寺担任中兴公司子弟学校校长。著名指挥家陈贻鑫曾回忆说：“1943年秋，我所在的育才学校音乐组搬到重庆江北观音桥后，光南的母亲当时任相国寺小学校长，要求陶行知先生派一位小先生去她的学校教唱歌，陶（行知）先生就派我去，这样，我就认识了光南的母亲，那时光南大约才5岁。”施光南还不满5岁，就被妈妈带到学校提前发蒙。施光南非常活泼，且当时就显露出了音乐天赋。1945年4月4日民国“儿童节”，学校举办赛艺会，5岁的施光南身穿短袖白衬衫、背带裤，神采奕奕地登上了舞台，本来，他应该演唱老师教的一首歌，但他突然改变主意，唱了一首谁也没听过的歌曲“春天来了，桃花红红，小鸟飞飞，黄莺在树上叫，他们快活，我也快活，大家都快活!”这首歌一唱，把评委老师都弄糊涂了，因为谁也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但因他唱得很流畅，就给了他一个低年级组乙等奖。奖品是一只红色的玩具木马。他喜爱极了，甚至睡觉也抱在怀里。后来，他妈妈把这首歌记录了下来，取名叫《春天》。这首歌成了施光南生平创作的第一首歌曲，红木马也就成了施光南生平获得的第一个音乐奖。
黎锦晖的传记
抗战时在香国寺呆得最久的还得算黎锦晖。黎锦晖是作曲家，并且是聂耳的作曲老师，他的代表作品有《毛毛雨》《桃花江是美人窝》《老虎叫门》等。这些歌曲在那个年代，真是风靡一时，可以说人人都会哼两句。他的一家从1939年一直住到1946年。他的家是董家溪临江的一间草房，别人都瞧不起，而他倍感珍惜，他觉得能够宁静居住，比起逃难来说简直好上一百倍。为此，他不仅将草房命名为“嘉禾别墅”，而且还为这草房写了一副对联：
上联是：上下左右，一目了然，冬暖夏凉；
下联是：东南西北，四面宽敞，空气流通。
横披是：乐在其中。
童年的施光南与父母
黎锦晖一家都感谢董家溪，他的三儿泽峨、女儿明阳都出生在这里。
香国寺旁翰墨香
香国寺之“香国”，有人以“香我家国”来释读，颇让人惊叹它的熨贴。实在说，香国寺不仅有音乐，而且还是书香墨香。
说到书香，香国寺就有资本了，其中一项就是出版。抗战时期，这里有一家独立出版社，（见图9）出版了很多书，这家出版社，即便是在中国出版史志中也能留下一个名字。这家出版社的地址很“重庆”——“香国寺上首”，这个上首的意思词典不载，它指这个出版社位于香国寺嘉陵江“上游方向”。
独立出版社出版书籍的信息
翰墨香资本的第二项是，抗战时无数的名人就居住在香国寺。比如，著名翻译家金满成夫妇，他们就居住在福民面粉厂里；著名女诗人、翻译家陈敬容，抗战时曾在香国寺小学当教员，还在镇政府当过几天办事员。
翰墨香资本的第三项是，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落户香国寺。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华图专从武昌搬迁到渝中区曾家岩的求精中学里，1941年不幸被炸，万般无奈，最后于7月迁到江北香国寺廖家花园（今徐悲鸿中学东北角）办学。文华图专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教授图书管理、档案管理的大学，老师里面有这个方面的泰斗级人物，如沈祖荣、毛坤等。这个学校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许多都成了全国各大图书馆的馆长，有的还去了国外。当时，廖家花园的办学条件尽管不好，但在那个年代，能有这么一个地方办学，师生们已经非常满足了。（见图10、图11）抗战胜利后，学校延迟到1947年1月，才迁回武昌。后来，这个学校并入到武汉大学。
文华图专师生在廖家花园校门口合影
对于廖家花园，师生们梦绕情牵，文革之后，时不时有人前来寻觅旧址。无奈岁月太久，难以找到当年的见证者，更难的是没有了参照物，难以确认，最后，在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下，确定当年的廖家花园就在徐悲鸿中学，并且有一大部分都是重叠的，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校名局部放大
《香国寺旁翰墨香》这个章节写好后才知道，当年文华图专办学的地方已经属于观音桥街道了，即便是今天华新街街道办事处也是在观音桥街道的土地上办公。我一直记忆着，文华图专旧址属于华新街，怎么就错了呢？于是，细查地图，终于在2012年出版的《重庆市江北区地情画册》中，发现肺科医院那一片土地当时还属于华新街，显然，我的记忆没错，只是街道属地有了调整。好在我写的是历史，就让它保持 它保持现状吧。
关于作者：姜孝德，1954年生，与女儿联合编著《重庆江北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第二卷，字数超200万。创作有《黑院墙里的大师们——国立艺专在江北》《重庆江北历史名人故事一百个》《1862：江北兵工简史》《徐悲鸿与石家花园》等书。现为江北区作家协会荣誉主席，重庆市非遗保护项目《吴癞子的传说》的代表性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