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何叫中国?如果连祖国的名字由来都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尴尬

为什么我们的祖国叫中国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成国家和朝代,后历经多次演变和朝代更迭,持续时间较长的朝代有夏、商、周、汉、晋、唐、宋、元、明、清等。中原王朝历史上不断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征战,众多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政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有着多彩的民俗文化,传统艺术形式有诗词、戏曲、书法和国画等,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

中国为何叫做“中国”,究竟是怎么由来的呢?

中国为什么叫中国?

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是华夏子孙,但是我国为什么要叫中国?

现在看来,“中国”这一命名绝非是随意。

据《辞源》:“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可见,“中国”名称的由来,与这“中”字有很大关系。其它如“中原”、“中华”的由来,大抵如此。

谈起这“中”,执“中”、“中”和、“中”正(不“中”则不“正”),素为中国古圣人所推崇!中国之所以不叫“东”国“西”国,其缘由亦大抵在此。

儒学《中庸》开宗明义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不倚叫“中”,不改变常规叫“庸”。“中”的意思是天下的正道,“庸”就是天下不易的法则,即定理。“中庸”,就是要求人们为人处世始终保持不偏不倚,永远执中协同。这是必须坚持不能改变的法则。这就是孔夫子传授的“心法”。

宋代理学家也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十六字心传“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核心精神”,那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意思是说人心是叵测和危险的,理学的“道心”是精妙入微的,妙就妙在能执其“中”。只要立身中正,执中协同,心气平和,便可事理通达,进而中和之气圆满洋溢,就不怕任何不测风云和人世变故的危险,为人处世就可以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了。

现在,我们该初略知道, 中国这个“中”字是有点来头的,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背景的。倒还不见得就因了是“居天下之中”的缘故。中国古人咬文嚼字的功力,也是可以令我们折服的,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那么我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名,如果有才俊之士觉着哪怕有丁点儿不妥不贴之处,那几茎须子肯定是没有了的,说不定头发也得断光光呢。再者,据“五行”的观点,“中”为“土”为“黄”,黄皮肤的国度名之为“中国”,似亦为理之所当然。

由此见得,中国人尚“中”,偏爱这“中”,认为这“中”着实好,才使“‘中’国”这一名儿能一直承续下来。而且这“中”字的来历一定与阴阳五行八卦,即中华《周易》之学有着关联。

说到《周易》,其实儒学家的“中庸”之学,理学的“执中”之理,都从《易》学体悟而来。因为首先这“中”,便是《周易》哲学追求的最高理想。

《周易》的哲学思想体系,以阴阳的对立统一为核心,扩展开来形成了两个侧翼:一是斗争性的不断深化,揭示了阴阳矛盾彼此争胜和“贞夫一”,由此而产生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最终归结到要坚持“两点论”,即凡事要看到阴、阳,好、坏等两个方面,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要防“过亢”,善“知几”。“亢”即过头、过火,所谓“过尤不及”,“亢龙有悔”,当然不好,所以要谨防;“几”即几微,即事物显示出来的细微变化趋势或倾向等,犹如说“苗头”,即现人谓之“苗头性”倾向,所以要善于察知苗头,以不断提高自我的决策和应变能力。

二是统一性的不断深化,提出了阴阳和谐的整体观,强调执“中”而协同,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与稳定。阴阳和谐是矛盾运动的最佳状态,即“保合太(大)和”的境界,“太和”,就是阴阳对立面力量均衡无偏胜,矛盾双方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即是一种“太极态”,具太极“中和”之美,是使事物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是《周易》哲学的最高准则、理想追求。达到这种理想境界又何其难,因为处事很难“知几”,却又往往很容易“过亢”,所以《周易》强调要用“柔”不用刚。阴性柔顺而主于静,虽不利于奋发和进取有为,却有利于守成,有利于巩固既得利益和成果。

如果说中、执中、中和、太和,是《周易》哲学的理想追求,那么用“柔”,便是迎送人们奔赴“太和”之理想彼岸的一叶轻舟了。所以《周易》强调“其用柔中也”(《系辞传》),用“柔”执“中”,便是《周易》谆谆教导的全部人生哲学。

孔夫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早几年,让我五十岁开始学《易经》,人生就可以没有大过失了。夫子对《易经》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之后读《易》,

韦编三绝,可见读的有多用功了。夫子读《易》,读懂了什么呢?在我看来,就人文哲学方面,他大抵上是读懂了两个字:一是“礼”;二是“中”。

孔夫子读《易》后,运用八卦模式网络建立起一大套“禁锢得象罐头一样严密”的礼治秩序。它以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为基础,把强制性的规范(尊卑名分)注入这种关系,进而确定人伦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体的责任义务,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为人的“十义”。

当代研究者指出,儒学发挥的人伦关系的特点在于,以生活小圈之内(如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等等)感情交流的人际关系为基点,赋予它们尊卑名分的意义,一方面将伦理权力化,另一方面是将权力伦理化。所以,在古中国,人伦可以构成一种秩序,可以作为社会调节、群体控制的工具。即根据礼治秩序规定给每一个人的尊卑名分原则来维系社会,而与法律和法治精神无缘。 虽然古中国制定过一些个法律。

孔夫子读懂的第二字就是“中”。夫子那种相见恨晚的感慨大抵上就是针对这“中”而发的,认为读懂了这个“中”,可以人生“无大过矣”。应该说,《周易》强调“用柔执中”,是无可厚非的,是正确的;而问题似乎也正在这里了,这种道理大抵上是只能意味不可言传的东西,如果明白说出来,昭示天下,并说这是一“不易的法则”,恐怕就很容易让人用偏、走偏。夫子极力倡导“中庸”就是典范的一例。因为事实上中庸思想是过分强了用“柔”执“中”,而最终使得以儒学思想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成了“守成”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守成”也是不错的;可惜,后世竟发展成了“自闭”的文化,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了。 从这一点上说,倡导“中庸”的人成了最不遵守“中”庸之道者,成了“犯规”的典型。

“中国”这一名称始于周朝。但最初“中国”并不是指国家,而是指国都。古代学者认为,帝王之所即为“中”,所建的城邑就是“中国”。至于把华夏民族的居住地和建立的国家称为“中国”,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

古人把神秘的天空看作神界,把星辰中最引人注目的北极星看作是“天中”。这是因为古人观察到满天的星星都围绕北极星转,就像一把转动的伞一样,而伞的顶端就是北极星。依此设想,人们便认定人君的国都就是“土中”,即大地的中心。传说武王伐纣成功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考察四方,寻找“土中”,结果找到了伊、洛平原,并在这里定都洛阳,其用意是让天下百姓像星星那样向自己围聚合拢,此地后来被称为中原、中州、中土。以后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演变为把华夏民族的居住地和建立的国家叫“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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