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58名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知识分子。从学历上看，留日的18人，北大毕业的17人，其他大学毕业的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13人。从职业上看，教师17人，学生24人，报人、职员的等自由职业的10人。从入党后的人生经历看，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有21人，只有4人坚持到革命胜利。这4个人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
1937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在延安
有的人会问，为什么这么多的共产党员，有的始终站在革命的潮头，有的为革命捐躯疆场，有的落伍退却，有的走向反面，还有的沦为可耻的汉奸？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因为共产党的队伍里，并不见得入了党，就一定是合格的党员。是不是合格党员，要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才能鉴别出真伪。只有坚定的共产党人，才能不怕火炼，不怕捶打。
我们从一大代表的人生结局来看，就可以看出，支撑这些革命者走到最后的核心力量就是信仰，这也是红船精神的真正支柱所在。这些代表的最后归宿，大体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革命到底、见证胜利者：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最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共和国诞生的就是他们俩。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墙上宣布新中国成立
第二类是失志不渝、英勇牺牲者：包括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四人，其中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被敌人杀害，王尽美在工作岗位上病故。
第三类是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者：包括李达、李汉俊俩人，李达曾经脱党，后来再度入党；李汉俊曾经脱党，但为革命栖牲，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
青年时期的李汉俊、李达
第四类是动摇革命、迷途知返者：包括刘仁静、包惠僧两人。刘仁静是一大代表中最年轻者，当时只有19岁，但自认为最有学问的，因为读过马克思的几本原著，他是很自负的。后来因为跟陈独秀一起，搞党内小团体、小组织，被清除出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几乎是九死一生。1966年就被造反派冲击，关进秦城监狱。毛泽东知道后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很快出狱。但是，为了担心他的安全，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他又不能回家，所以组织上悄悄地找了一间房，让他住下。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他才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1987年的一天早晨，刘仁静出门去早锻炼，过马路时，被公交车撞倒，颅骨碎裂，当场死亡。一位邻居见状，赶紧送医院，但抢救无效。这个公交车司机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一撞撞死的竟然是我们党一大仅存的一位代表、一位党员。早期58名党员，他活到最后。包惠僧曾经是武汉党组织的创始人、领导人，大革命低潮时退党，曾担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后来不得志辞职，再后来看透黑暗，携家眷到澳门谋生。1957年，回国任国务院参事，一真到1979年病逝。
刘仁静、包惠僧
第五类是叛党投敌、变成反革命者：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陈公博、周佛海都是脱党后加入国民党，最后成为汉奸。抗成胜利后，陈公博逃到日本，被遣返回国，判处死刑被枪毙。周佛海先被判死刑，后改无期，后来病死在狱中，也有说是被毒死的，反正都是罪有应得。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
有人说，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做到矢志不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什么又有些人面对复杂局势，经不起考验，中途脱党，甚至叛党投敌，沦为汉奸？13位中共一大代表截然不同的结局，让人深深感慨的同时，又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唯有坚定理想，百折不挠，才能成就党的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