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四十三卷，汉纪三十五
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己亥，公元39年）
【原文】
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歆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臣光曰：昔高宗命说曰：“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惧弗得闻。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韩歆用直谏死，岂不为仁明之累哉！
【译文】
春季，正月辛丑（二十三日），免去大司徒韩歆的职务。韩歆性格刚直，说话不隐讳，刘秀往往不能容忍。韩歆在刘秀面前有根有据地说天下将有严重的饥馑荒年出现，并指天划地，言辞非常激烈，因此被免职，回归故里。韩歆走后，刘秀仍然不能消气，又派使者宣读诏书责备他。韩歆和儿子韩婴全都自杀。韩歆平素享有重名，无罪被逼死，人多不服，刘秀于是追赠钱谷，以完整的礼仪安葬他。
臣司马光曰：从前，商王武丁对傅说说：“如果药物不能使人感到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激烈直率的话，对臣子不利，却是国家的福分。所以君王日夜寻求这样的话，唯恐听不到。可惜呵，在光武帝时代，韩韵竟因直言进谏而死，岂不是仁义圣明的缺欠吗！
【解析】
还记不记得之前有篇文章分析刘秀和郑兴的对话。
那篇文章提到，郑兴的话问题并不是其本身字面意思，而是让刘秀感觉在否定他的权力基础。
从这个角度去看上面这段材料，大司徒韩歆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韩歆更直白激烈。
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
人对于未知的东西天然恐惧，于是需要将未知现象合理化。
但问题是这个权力被谁掌握？
在中国这种权力并没有诞生出凌驾于政权之上的宗教祭祀（国外就很多，而政权与宗教的纷争也尤为突出），相应的解释权在提出”天人合一“的儒家之上。
只不过一开始，这种天象解释往往被强势帝王用来做政治宣传的工具。
你说帝王做错事导致老天降下异相警示，皇帝说是下面有臣子作乱，需要抓两个倒霉蛋祭天。
在东汉的中后期但凡出现天生异相，多半会有三公出来辞职承担责任。
伴随帝王势弱、权威更迭，天象解释权回归到儒家或者说文官手中，演变成限制皇权的利器。
看到这个，再看韩歆对刘秀的那番话。
说今年将出现大饥荒，还指天画地言之凿凿。
且不说这韩歆说得有没有道理，就冲他这态度做法，在刘秀看来你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通过这种天象来挑战他的权力。
毕竟天生异相在当时的共识中就是上天对帝王的警示，为啥要警示，不就是你皇帝没做好嘛。
更何况，刘秀这个人又信奉谶纬，特喜欢玩这一套，郑兴仅仅一句”臣不为谶“都让刘秀大怒，更何况你韩歆呢。
韩歆是好意，只不过他说话方式让刘秀极其不爽。
就像开头提到的那样：”歆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
说话太直，又口无遮拦，自然是让人讨厌。
韩歆最后自杀真不冤，自己作的。
再看司马光写的评论。
要知道，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背景，恰逢王安石变法，他作为保守派被挤出朝堂。
于是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和他本家司马迁写《史记》一样，难免会掺杂个人偏好。
比如上面这段材料，其意就是告诉皇帝，说话难听是为了你好。
你品，那么司马光说话难听了，不也是为了你皇帝好吗？
【闲扯】
韩歆本意不坏，只不过嘴太臭，自己给作死了。
好在是刘秀，要是换了其他皇帝，恐怕就不是死他和儿子这么简单。
所以上面材料要分两个角度去看。
从韩歆的角度来看，说话注意一点，并不需要专门去学什么口才，其实就是平时说坏话过过脑子，说的时候慢一点，说前后可以站在对方角想想听到之后的感受。
这就是一种训练，坚持一段时间，你会不自觉地调整说话方式，自然你说话就不会信口开河、随意乱喷。
在从刘秀的角度来看，生活中难免遇上喷子，你控制不了对方说什么，但是你能控制自己的心情和情绪。
遇到这样的喷子，你能做的就是，认可世界上存在喷子这种生物的必然性，然后理解喷子有喷的需求。
对喷子而言，喷子并不在乎事情对错，他只是想来喷，来体现自己的存在感，吸引眼球，所以你想论对错，他想刷存在，两个人出发点就不同。
你永远不可能把喷子喷赢，因为他不在乎，就是要为喷而喷，哪怕没道理也要喷。
可你一旦回应了，喷子就赢了，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
你能想到这两点遇见喷子就能淡然很多。
对于喷子喷你的内容，先不带情绪去看，如果有可取之处就谢谢对方，如果没有那就一笑了之。
毕竟生活中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等待你去发现，为了几个喷子就让你一整天抑郁不爽，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与喷子辩论更是没有必要，你要想着，有这时间多多点事赚钱点，不香吗？
所以，我在网上写文有大概7/8年了吧，遇到喷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我都是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回骂是不会的，要有这时间我多写两个付费，多看几页书不好吗？
毕竟喷子喷也是找存在感，尊重他喷的权力，同样我也有不搭理他的权力。
